3月12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以下簡稱“生態環境法典”），這是我國繼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更是中國生態文明法治建設進程中的一座里程碑。生態環境法典必將對生態文藝創作和相關文藝活動產生全方位的積極影響。生態法典筑法治根基，生態文藝潤人心田，共同助力美麗中國建設，也為全球環境治理貢獻中國方案。

生態環境法典以“生態系統整體性”為核心，傳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的理念，重塑了人們對自然世界的認知框架。傳統常見的“人類中心主義”視角被打破，森林、河流、濕地、沙漠、野生動物等自然要素將被納入平等的價值序列。這種認知范式的變化直接拓展了文藝創作的現實場域?？梢韵胍?，“三北防護林工程”、“長江十年禁漁”、毛烏素和庫布其的治沙成效、若爾蓋濕地的生態修復……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成效和故事將更多進入文藝創作的空間。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科學劃定生態保護紅線，設立首批國家公園，深入推進“藍天、碧水、凈土”三大保衛戰，開征環境保護稅、建立綠色金融體系、推行排污權交易，建成全球最大、發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體系……更多了不起的生態文明成就值得文藝工作者放歌。

其實，具體到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過程都是激動人心的創作素材。從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頒布，到2014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出爐，再到2026年生態環境法典的公布，從“小馬拉大車”的吃力，到“長出牙齒”的“史上最嚴”，再到整體、系統的生態環境立法“法典化”，背后的案例、博弈、爭論、權衡、共識，無不是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串串足跡，彰顯著保護生態環境的鏗鏘決心。

過往，在“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的對立中，生態文藝往往糾結于表達“生態”還是表達“環境”。生態環境法典“總則”開宗明義，超越“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之爭，消弭“生態”和“環境”之別，直接定義生態環境——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以及生態系統功能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空間、自然因素及其相互聯系與作用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山嶺、草原、濕地、冰川、高原、荒漠、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地、城市和鄉村等。

受田園夢想、生態烏托邦、阿卡迪亞傳統的影響，生態文藝總偏愛自然、鄉村、荒野。生態環境法典以“保障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權益”為出發點，對自然生態和城市環境同樣重視，從某種程度上為生態文藝的“鄉村傾向”糾偏。城市生態景觀，公園城市、園林城市、生態友好型城市的建設，也值得生態文藝觀察、研究、討論和書寫。

值得一提的是，生態環境法典還為生態文藝的一味“逐綠”糾偏。生態環境法典指出，“按照尊重自然規律，宜林則林、宜草則草、宜沙則沙、宜荒則荒的原則，科學開展生態修復”。生態環境法典強調生態環境要素的復雜性、生態系統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單元的連續性，地質地貌景觀多樣性。生態安全有賴于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除了由于人為原因造成的退化、沙化、鹽堿化、水土流失等生態環境災害，多樣的自然環境并不以“綠色”“宜人”為終極標準，每一種地質地貌、小氣候、生境，都有其內在生機勃勃的生態價值，絕不只是在被動接受人為的規約。

另外，生態環境法典蘊含的“綠色發展”美學理念，也將持續重塑生態文藝作品的評價標準。一般而言，文藝作品的審美特征包括了情感性、形象性。生態文藝的審美特征則更具有生態性、知識性、科學性等。生態文藝是特殊題材，往往也有“先行”的主題，比通常的藝術創作更追求真，涉及更多的生態學知識、生態環境保護知識、傳統生態智慧。學者汪樹東曾指出，當代中國生態文學的局限之一是“生態作家缺乏足夠的生態學知識，缺乏足夠的科學精神”，“對大自然的描繪還有不少粗疏乃至錯誤之處，極大地影響了其可信度和科學品質”。

一些優秀的生態作家早就注重作品的知識性、科學性——劉先平注重把知識性和文學性結合起來，如《美麗的西沙群島》中，他用長達19頁的篇幅，通過出場的人物交代了水母的口器、捕食小魚的行為及臺風預測、海樹等事物。從《青羊消息》開始，胡冬林作品中的自然知識就非常密集，他的森林知識極其豐富，據胡冬林自述，他認識187種鳥、227種植物，知曉百余種蘑菇，常年觀察的動物對象十余種，寫下記錄山林四季變化的六大本森林札記（即《山林筆記》）。阿來多次談及知識性寫作，他的《水杉，一種樹的故事》因為對博物學家、水杉的博物學知識的偏重，表現出知識性寫作的典型特點。他的《黃河源》也廣泛涉獵水文地質、生態經濟學、保護實踐等知識，以及“退牧還草”政策、“生態管護員”制度等等。沈念的《大湖消息》中，動物知識特別是鳥類知識同樣非常豐富……而在生態環境法典涉及的污染防治、生態保護、綠色低碳發展等前沿領域中，文藝創作所需知識儲備更加廣博。面向未來的生態文藝創作者，既要懂寫作對象是什么，還要在這些知識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加工與再創造，使生態文藝作品更形象、更具體、更典型、更動人。

生態文明時代呼喚兼具生態意識、倫理自覺與審美認同的創作者與欣賞者。相信生態環境法典將不斷促進環境的生態化，提升人的生態品格，使生態文藝的創作者從筆端到心間、從作品到生態皆循生態之道、守倫理之界、融審美之情，推動中國生態文藝枝繁葉茂、生生不息，助力美麗中國建設。

作者系四川省文聯副主席、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四川省協同研究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