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興起，作為一種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新型金融模式，環境金融成為一種金融創新。環境金融是金融業和環境產業的橋梁，其致力于通過分析金融業與環境產業的差異，尋求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作為環境金融的重要分支，碳金融這一表述問世的時間并不很長。2007年，索尼婭·拉巴特(SoMaLabatt)和羅德尼·懷特(RodneyR．White)出版的《碳金融：氣候變化的金融對策》，是全球第一本系統闡述碳金融的專著。在這本著作中，兩位學者提出了氣候風險管理理論，認為企業為了避免氣候變化給其帶來的法律、聲譽及競爭風險，需要通過碳金融市場這個載體來管理并轉移氣候風險，以最低成本降低整個系統的溫室氣體的排放。他們認為碳金融具有以下內涵：代表環境金融的一個分支；探討與碳排放限制社會有關的財務風險和機會；預期會產生相應的基于市場的工具，用以轉移環境風險和完成環境目標。

       可見，衍生性的碳金融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其主旨在于應對環境危機所引發的諸多難題，以研討如何使用多元化的金融工具來增加環境保護的資金缺口。在其實踐中，碳金融是環保項目投資的代名詞，即企業若擁有節能減排項目，可向銀行申請專項貸款，該貸款不需要企業的固定資產做抵押，而是依據該企業節能項目的減排量進行授信。其交易的理論基礎可以借助科斯產權理論來解釋，即通過界定溫室氣體排放權的歸屬，經碳市場進行碳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克服碳排放所造成的外部性問題，達致與社會發展最相宜的環境水平。

       從目前全球范圍內的實踐看，碳金融體系由碳金融市場體系、碳金融組織服務體系與碳金融政策支持體系組成。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在大眾語境下，為了彰顯人類的成功與完美，碳金融被裝飾成一件文明的產品，即一種金融衍生品。據易碳家了解到，碳的金融化具有深刻的“金融”內涵，“因為發展低碳經濟，需要構筑一套推動碳交易、低碳項目開展、低碳技術開發、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金融服務體系。該體系以金融中心為平臺，以多元化的碳金融工具為載體、以各種參與機構為實施主體，能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資源，起到粘合劑的作用”。而且，低碳排放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一種共同意識，并形成一種國際安排時，碳相關資產成為全球最大宗商品已是勢不可擋，而與此相聯的碳交易標的標價貨幣綁定權，以及衍生的貨幣職能也將對既有國際貨幣格局產生輻射性影響。據易碳家了解到，有研究認為，在“碳權”角力的場景下，國際貨幣體系將踏上一條“低碳化”的改革路徑，即可能實現從“依托碳相關資產計價結算綁定權提升本幣地位到碳本位貨幣體系”的嬗變。這并非一種學理上的推想，現有的碳交易市場與碳交易的買賣方結構分布已經表明：在國際碳金融體系的推進中，美元、歐元、日元等通過計價綁定權得以進一步強化，而在碳經濟領域無作為及弱勢的他國貨幣則存在被邊緣化的風險。“貨幣是資金循環的媒介”決定了貨幣法律制度是金融法設計的制度起點。從這一點看，自碳金融這一概念被確立之日起，它的使命已突破原來的邊際，而被賦予了國際貨幣法律制度創新的使命。有鑒于此，無怪乎有些國家甚至提出將來可用表示碳交易市場上每單位碳信用價值的碳幣作為國家外匯儲備，并使其擁有與石油、黃金價格同等重要的地位。

       研究碳金融，僅停留于理論層面的認識或者局部性的碳金融實踐，是無助于國際視野下的環境治理的。據易碳家了解到，當前，大多數人并不排斥法治的理念，認可在利益沖突的社會，法律是一套最具權威性的人類社會的價值體系和規范體系，既具有哲學意義上的終極追求和關懷精神的屬性，又具有政治社會的組織體系和制度機制的應用屬性。因此，立足于人類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性，有必要將與碳金融相關的事項以法律的形式規范下來，一則在國際范圍內確保經濟發展的公平性與正義性，二則這些法律規則可以成為各國碳金融行為的指南。1997年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及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便是人們努力的成果。然而，應然與實然之間并非總是同向相行的，一種制度的好壞必須置于監督與批判之下才能激勵創新。是故，有必要對碳金融發展的法律進路進行批判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