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了《解決棄水棄風棄光問題實施方案》（下文簡稱《方案》），方案中指出為了完善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機制，將實行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制（下文簡稱為“配額制”）。

配額制已經出臺，《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及考核辦法》的發布似乎也指日可待了。

配額制，十年磨一劍

早在21世紀初，中國就已經開始了關于配額制的討論，但因為配額制復雜的立法過程和省間協調問題，以及不確定的價格和總成本等問題，落敗于政策模型更為簡單的固定電價政策，最終沒能見諸于2005年初通過的《可再生能源法》。

固定電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新能源產業高速發展的同時，不可避免的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棄風棄光現象開始在部分地區出現而且愈發嚴重，再者，可再生能源基金缺口不斷擴大，中國的可再生能源呈現出了局部過剩但總體不足的態勢。隨著固定電價政策的弊端開始呈現，配額制再次進入政策制定者的視線。

2012年，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制首次出現在國家能源局發布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下文簡稱《規劃》）中，該規劃提出了“實施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制度”。

在此規劃的設想中，配額目標分配到各省(區、市) ，對于發電側和售電側都提出了相應要求。售電側的承擔主體主要是地方政府和電網企業，前者承擔行政管理責任，后者承擔實施責任。對于發電側，“達到規定規模的大型發電投資經營企業，非水電可再生能源電力裝機容量和發電量應達到規定的比重”。

另一方面，國家能源局開始起草《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管理辦法》（下文簡稱《辦法》），作為《規劃》中配額制落實的保障，《辦法》中提出了“將可再生能源電力消費配額指標納入省級人民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強有力措施 ，而正是這一點讓某些省份地方政府強烈反對，指出配額制有濃重的計劃強制色彩，是在搞計劃經濟，《辦法》未能出臺。

發電側售電側，究竟誰來承擔？

在《方案》中有關配額制的部分，針對售電側和發電側提出了兩類可再生能源電力比重，主要是按“各省級區域全社會用電量中可再生能源電力消費量最低比重指標”和“電力生產企業的發電裝機和年發電量構成中的可再生能源比重要求”來確定。其中前者由“各省級電網企業及其他地方電網企業、配售電企業(含社會資本投資的增量配電網企業、自備電廠) ”負責完成，后者由電力生產企業負責。

去年，國家能源局也曾下發過兩份有關配額制文件，即《關于征求建立燃煤火電機組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配額考核制度有關要求通知意見的函》和《建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目標引導制度的指導意見》。這兩份文件分別對2020年，燃煤發電企業的非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與火電發電量的比重，和各省（區、市）全社會用電量中非水電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量比重指標提出了明確意見。

結果卻使得發電側還是售電側都十分不滿。

發電側覺得如果配額只分配給發電側，是人為增加了發電側的成本，電價傳導機制不順暢，就會導致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將全部由發電側承擔，很不合理。售電側則認為，如果只把配額分配給自己，發電側就沒有壓力，自己處于十分被動不利的狀態，還有可能發生發電企業偏向更有利可圖的煤電而不愿意發清潔電，或者揣著清潔發電裝機坐地漲價的情況。

但是，這次出臺方案要求發電側和售電側共同承擔，雙方都表示可以接受。最終如何共同承擔，還得等待《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及考核辦法》的具體內容發布。

這把利劍究竟能否出鞘？

這次《方案》中有關配額制的內容，與2012年《規劃》的內容可謂一脈相承，均提到了發電側和售電側要承擔責任，但仔細辨別會發現這次文件的措辭意義更豐富。 

首先，《方案》在配額承擔主體中，并沒有明確提出地方政府所需要承擔的責任，僅僅在“推進可再生能源電力參與市場化交易”這一部分，提出了“有關地區盡快取消跨省跨區可再生能源電力交易受端不合理的限價規定”。

其次，《方案》在受電側的承擔主體中新增了“配售電企業（含社會資本投資的增量配電網企業、自備電廠）”。畢竟隨著電改的推進，售電側逐步放開，不僅僅只是電網企業。

最后，這次的配額制內容中并沒有強調“非水”，而僅僅以“可再生能源電力”代之。目前水電開發的成本上升，且棄水現象日益嚴重，在市場競爭中并不比風、光有過多優勢，配額制需要符合國情，中國發展清潔能源，不可能撇開水電。

當然，業界仍有疑慮，主要是考核省政府是否對配額制在促進跨省可再生能源輸送的力度有影響？未來的配額是否真能考慮水電？與這次《方案》配套的考核辦法，真的能做到兩側同時考核么？如果要兩側同時考核，具體又要如何實施，才能做到真正有效促進可再生能源的良性發展，而不是僅僅下指標？

另行發布的《可再生能源電力配額與考核辦法》何時出臺，將備受矚目。新能源行業需要注意的是，配額制的最終出臺，必定會結合綠證，逐步替代現有的固定電價補貼模式，并將是一場行業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