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支出計劃的分析顯示，中國能源消費和生產大省正在給化石燃料項目注入數千億美元的資金。
如果這些投資計劃付諸實施，其規模將超過“低碳”能源支出計劃的三倍。
上述發現源自我們對中國八省“重大項目清單”（下稱“清單”）的最新分析，這些省份排放了中國一半的二氧化碳。“清單”體現了各省級政府在“新冠肺炎”后復蘇經濟的工作重點，以及為預期于明年初發布的”十四五”規劃（即“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所做的籌備工作。
我們從上述“清單”中確定了總報價為19.9萬億元（約為2.95萬億美元）的4348個項目。共約6.2萬億元（約為0.91萬億美元）投資指向能源或
交通領域；其中，化石燃料項目和鐵路項目各占三分之一左右，達2.1萬億元。
相比之下，在這些能源或交通支出計劃里，流向“低碳”項目的投資相對較少：可再生能源項目計3400億元（約為490億美元，占比5.6%），核能項目計1200億元（約為180億美元，占比2.0%），電動汽車、電池和儲能項目共計800億元（約為110億美元，占比1.3%）。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為“新冠肺炎”疫情制定的復蘇計劃聚焦于“高碳”能源和基礎設施，這與2008、2009之交的“全球金融危機”后的刺激計劃如出一轍。不過，再次出現2010年間排放量激增的可能性不大，因為目前“新冠”刺激措施的規模遠小于彼時。
盡管如此，在化石燃料基礎設施上的持續投資有違該國力爭“盡快實現二氧化
碳排放峰值”的承諾，也引發了對習近平主席于本周做出的在2060年前實現 “
碳中和 “的意外承諾的諸多疑問。
投資計劃
每年，中國各省政府都會編制一份“重點項目”清單。項目被納入“清單”，透露出政府的支持立場，這為開發商打開了獲得項目許可證和項目融資的大門。
雖然出現在“清單”上并不足以保證項目獲得“通行證”，但這些“清單”的確體現了省級政府與國有企業決策者的工作重點。
中國各省。制圖：碳簡報。來源：Esri。免責聲明：本地圖所采用的名稱及材料的呈現方式，并不代表著《碳簡報》就任何國家、領土、城市或地區，或其當局的法律地位，或就其國境或邊界的劃定
問題發表任何意見。
這些省份居住著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生產了全國50%的二氧化碳，貢獻了43%的GDP和37%的固定資產投資。在2008年后的經濟刺激中，這些省份也發揮過重要作用，其資本支出曾較上一年增加了40%。
我們從上述省份中統計了總報價為19.9萬億元（約為2.95萬億美元）的4348個項目。約三分之二的投資指向與能源沒有直接關連的行業，包括信息和通信技術（ICT）基建與制造，以及其他非能源密集型制造業、旅游、醫療、教育、文化和體育等。
余下的三分之一則指向能源和交通投資（詳情見下圖），其潛在投資額為6.2萬億元（約為0.91萬億美元）。如下圖所示，鐵路和化石燃料投資為該支出計劃的主體，分配給“低碳”能源和電動汽車的份額則要小得多。
在我們的分析中，流向鐵路的投資是支出計劃中最大的單一類別，占能源相關支出的36%；與之接近的是化石燃料相關項目，約占能源相關支出的35%。道路建設排第三，占比略高于10%。
這些計劃中的所有“低碳”能源投資（即可再生能源、核電和水電項目）相加，約占能源相關投資的10%。這遠遠低于清單上的化石能源項目投資，兩者規模相差近三倍。
綜合來看，僅有13%的支出計劃可以被歸類為廣義的“低碳”，包括可再生能源、核電、水電、電網、電動汽車和電池。
針對能源密集型的金屬工業的投資規模水平與可再生能源相似。
關鍵省份
本分析選取的八個省份是中國最重要的能源消費和能源生產大省。僅從能源相關的支出計劃來看，這些省份大多對化石燃料青睞有加。
雖然河北的“重大項目”清單包含了大量可再生能源和水力發電計劃，但也重在提升能源密集型的金屬工業產能。因此，在河北的投資計劃中，“高碳”項目仍為主體。
在 “十四五 “規劃即將編撰完成之際，這些支出計劃中的項目構成體現了各省的工作重點。這些省份可能傾向于將相同的部門（甚至相同的重大項目）納入”五年規劃“，以便進一步擴張或融資。
化石燃料進口
在“化石燃料”這個大類里，我們的數據凸顯了一個主題，即自給自足和進口替代。如下圖所示，化石燃料投資中的前三個類別都與該目標有關。
通過增加煉油產能，中國將得以進口價格更低廉的原油，以此代替昂貴的成品油。通過投資 “煤
化工”，本國的煤炭原料還能夠替代部分進口石油。發展煤炭
運輸則有利于地處內陸省份的煤炭生產商，這可使其從與海外礦商的競爭中脫穎而出，進而供應沿海消費者。
此類投資得到了兩項中央
政策的支持：習主席近期強調的 “雙循環 “和李克強總理早先對能源安全的關注。這兩項政策都重申了國內供應和進口替代的重要性。
上述政策極可能大幅推動國內的煤化工和油氣生產。各省的項目清單上羅列了一長串的煤化工計劃，透露出該行業希望翻過此前違規“搶跑”的“舊賬”、重振行業發展的野心。
煤化工
在我們分析的中國省級政府投資計劃中，“煤化工”項目備受青睞，共計35個項目，目標投資總額達六千億元（900億美元）。
考慮到此乃新興行業，實際落地項目也不多，這些大型投資計劃尤其值得關注。
“煤化工”使用煤炭而非碳氫化合物為原料來生產“
石化產品”。其產品無所不包：從液態或氣態的合成燃料到塑料、化肥等，不一而足。
采用該技術路徑的“
碳強度”比傳統石化工業更高。這不僅將意味著“鎖定”預期運行壽命冗長的化石燃料基礎設施，還意味著增加化石燃料消費的排放強度。
依托國內煤炭資源發展大型石化產業的設想由來已久，在政策層面也幾經沉浮。即便在 “十二五 “規劃（2011-15年）期間備受推崇，但受限于經濟、技術和環境等方面的阻礙，僅有一小部分項目得以建成。
煉油
我們的數據里，“煉油”是另一個十分突出的計劃投資大類，共涉及七個大型項目。這意味著4200億元（約為700億美元）投資和年產超過8000萬噸成品油的新增產能，足以在2019年加工量的基礎上再擴張14%。
中國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煉油國。與煤炭和
鋼鐵一樣，中國的煉油業也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特別是汽油、柴油等低端產品。但該國大部分的高端石化產品仍靠進口。
當前的《石化工業“五年規劃”》提出，要在山東、河北、江蘇、上海、
浙江、廣東和
福建等地建設七個特大型石化工業基地。在我們的分析里，該規劃涉及的重大石化投資出現在山東、河北、江蘇和廣東等省的數據里。
投資煉油既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也旨在將該國從成品油的“凈進口國”轉變為“出口國”。
發電
如前所述，對化石燃料的絕大部分計劃投資都意在減少對石油進口的依賴。這些舉措大多發生在
電力部門之外。
推動能源安全的努力不太可能危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相反，對能源安全的考量應當注意到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設備生產國的地位、完整的本土供應鏈及成本競爭力。
在2019年的短暫低谷后，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資呈現出增長態勢。去年，中國推出了約21吉瓦（GW）與煤炭區域基準價掛鉤的 “免補貼 “風能和太陽能項目。今年，該國又宣布了44吉瓦（GW）的同類項目，投資總額達到約2700億元（約為400億美元）。
可再生能源大規模普及、成本與煤炭持平的事實表明，其經濟規模已初現優勢。盡管如此，我們的分析顯示，各省規劃者仍繼續將直接投資投向煤電，致使今年的項目數量急劇增長。
綠色和平組織此前一項摸底調查發現，中國各省2020年的投資計劃共包含48吉瓦（GW）的煤電項目。與之呼應，本分析涉及的八省32個項目的總裝機容量為32吉瓦（GW）。
不過，這些煤電項目涉及的約1700億元投資還不足可再生能源、核電和水電專項支出總額的一半。
“新”基建
時下對 “新基建 “的熱點關注并沒有體現在我們分析得出的支出重點里。“新基建”通常包括5G、”物聯網”、工業互聯網、云計算、區塊鏈、數據中心、智能計算中心和智能交通等。
雖然此類項目數量繁多（特別是電動汽車制造、電池、充電站、智能電網等領域），但它們的平均成本很低，僅與幾個煉油廠的支出計劃相比，就已經相形見絀。
這些投資計劃也沒有顯露出多少“經濟多元化”的跡象：嚴重依賴化石燃料的省份似乎仍熱衷于繼續加深其依賴，擁有全國最大鋼鐵工業的河北省也繼續引領著金屬制造業的投資。
在支出計劃中，或可被定性為“綠色”或“低碳”的一個視角是：大量專項投資正在流向鐵路，超出道路專項投資的三倍。
世界領先的中國“高鐵”網絡已經成功實現了國內旅行的“低碳化”。然而，若執意擴張，鐵軌只能聯結人煙稀少的地區。在這些地區新建鐵路線路、運行低載客率列車所產生的排放，可能會超過規避
航空和公路出行所帶來的
減排量。
高碳復蘇？
中國從2007-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時，采用了史無前例的重工業和建筑業增長計劃，創造了前所未見的單一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三年內的最大增幅記錄。
在中國決策者于解除“新冠”封鎖后尋求刺激經濟、設計復蘇方案之際，全球排放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上述模式是否將重演。
目前的經濟復蘇大多由公共投資推動；與此同時，私人投資和消費處于低迷狀態。這引發了不少分析人士口中的 “雙速 “復蘇。
能源行業發揮著核心作用。即使1-8月的整體支出較2019年的水平相比略有下降，能源仍是少數幾個投資支出實現兩位數增長的行業之一。
公共支出大量涌入，或為加速低碳轉型提供了一個重大機遇。然而，最高政治決策層并未系統地強調“綠色”或“低碳”基建。我們的分析證實，其結果是，中國正在錯失圍繞“低碳”復蘇中國經濟的良機。
不過，如果僅就規模而言，當前的刺激計劃看起來并沒有重蹈2008年的覆轍。在GDP問題上，中國比10年前審慎的多。彼時，投資支出在一年內增長了30%。今年，投資總額較前一年幾乎沒有增長。
導致中國刺激政策偏好化石燃料的一切體制和制度因素依舊存在。
習主席本周宣布的2060年“碳中和”目標，與此前的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目標一道，可能暗示（中央）將重新部署支出重點。
習近平在本周三的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中表示，中國將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峰”，并努力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他還承諾“擴大”中國在《巴黎協定》下作出的“2030年氣候承諾”。
發言雖短，卻留下了許多解讀空間。這其中最缺乏雄心的解讀是，中國還可以用十年時間繼續建設更多的化石燃料基礎設施，排放量也將繼續增加。更具進取性的解讀則認為，中國將立即抑制排放增長，并在2030年之前就進入排放量顯著下降的狀態。
我們在分析中識別出來的“高碳”基礎設施計劃投資項目的命運，或可成為該發言在短期內的一個關鍵指標。
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說，數千億的投資正在流向煤電廠、煤化工廠、煉油廠和其他“高碳”產能。這些項目的預期壽命將遠遠超過本世紀中葉。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數據取自從各省發改委網站上公開獲取的八個省份的“重大項目清單”，并輔以與投資計劃相關的新聞報道。
在我們確定的4348個項目中，72%的項目包含了立項后的成本估算。我們使用同類項目的平均成本，估算了其余項目的成本。
項目清單里的大多數計劃只有一個名稱，我們因而利用網絡查詢進一步的信息。當有明確信息表明某項目的用途時（例如煤炭運輸或可再生能源裝備），我們就會將其分類。
不少“其他交通基礎設施”投資可能與煤炭或其他能源有關，但進一步細分不具有操作性。
許多制造業和能源項目被貼上了 “新材料”、”新能源 “或 “新能源汽車 “的標簽。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嘗試著評估采用這些標簽的依據。例如，在我們的 “電動汽車 “類別里，只包括了專門用于制造電動汽車或電動汽車零部件的制造設施，而不包括那些可用于電動汽車但用途廣泛的零部件。
本篇作者為：Lauri Myllyvirta，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首席分析師，他關注中國空氣質量和能源趨勢；以及李曄丹，自由研究員，她專長于環境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