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在2012年到期后，碳交易新規則難以預知。但是，CDM市場經過十年發展，逐漸暴露出機制滯后的一面，有待未來加以優化。當下，機制缺乏改革動力，將令投資者望而卻步，阻礙CDM市場的可持續發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審批過程過于繁瑣、漫長。CDM項目在得到國內審定后，還需要通過聯合國CDM專門機構審核，得到許可后才能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上交易。從立項到最終通過聯合國機構確認，項目審批周期一般長達18個月。隨著申請項目越來越多，審批壓力越來越重，耗時也越拉越長，嚴重缺乏效率。

       其次，評判標準不夠穩定、透明。表面看，CDM項目國際交易的負責機構是聯合國，實際掌握規則制定權與解釋權的仍然是西方國家。中國作為世界上最主要的碳減排資源國和排放國之一，未來很可能成為最重要的國際碳交易主體之一，而目前僅是國際碳交易市場的被動參與者，缺乏話語權。比如，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前，聯合國CDM注冊審批機構無端懷疑中國政府故意調低風電上網價格，因而拒絕批準來自中國的10個風電項目。

       國際碳交易風險潛伏，危機防范意識有待提高。正如市場機制本身就會助長金融風險，碳交易市場也具有嚴重局限性。自1997年《京都議定書》簽署以來，西方經濟學家、環保主義者和政客不斷鼓吹“碳市場教條”，即出售各種碳信用額度是把資金和技術引向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減排項目的有效途徑。然而，碳交易市場不是自然形成的，完全是人為制造的，其價格機制形成存在偏差，供求機制調節作用較弱，影響該市場有序發展的外部因素眾多。

       一方面，碳交易不斷衍生化的發展趨勢導致該市場內容與結構日漸復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推出的碳金融工具越來越復雜和不透明，要想保證市場機制持續有效，就需要解決許多難題，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經清楚表明復雜與不透明的金融衍生產品的巨大危害，碳交易市場要避免產品過度衍生化，避免次貸危機式的系統性風險。

       另一方面，利害關系不斷增大，助長市場貪婪、短視心理。濫觴于美國的世紀金融大危機也清楚表明，自由資本主義的無序競爭驅使企業只追求巨額短期利潤，導致在中長期內風險不斷積累，最終以爆發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碳項目的注冊和實際排放量的核實主要由運營機構負責，涉及費用較為高昂，中介機構在材料準備和核查中存在一定道德風險。

       國際碳交易領域缺乏保護公共利益、防范系統風險的機構。在國際能源市場上，有關國際能源組織負責分析、防范全球性風險，各國政府亦高度重視能源市場的監察與干預。在國際貿易市場上，世界貿易組織制訂與完善貿易規則、維護貿易秩序、解決貿易爭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盡管差強人意，但是有負責判斷、提示系統性風險之職能，各國國內金融監管體系也相對成熟。相比之下，碳交易市場對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但是缺乏風險管理意識。無論是聯合國框架下的《京都議定書》市場體系，或是地區性碳交易體系，均未建立起配套的監管框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