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生態建設涉及會計生態主體、客體和環境及其相應的構成因子， 它對會計系統乃至整個經濟管理系統都會發揮作用， 而這些系統的存在與活動也會對它產生影響。在會計生態建設中，會計生態各主體在利益訴求、協調能力、功能發揮等方面存有差別， 各客體因認識、內容、標準等方面的差異而出現不同， 尤其在環境條件的人為作用下產生的優劣、寬嚴、先后之差， 都必須要求有一個正確的導向來實現它們相互間的和諧、平衡。因此， 會計生態建設的導向性是低碳經濟下會計生態建設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條件。比如，我國雖然簽署了《京都議定書》， 但沒有發達國家所謂的“碳排放權”， 因此， 在進行碳減排量交易時， 就必須有一種導向， 那就是： 我國通過CDM（清潔發展機制） 項目產生的碳減排量是國有資產的一部分， 企業出售通過CDM 項目產生的碳減排量產生的收益中， 要按照一定比率歸還其碳減排量交易所得， 其剩余留存的部分則作為國家為鼓勵企業發展清潔能源項目給予的補助。[7]再如， 作為會計生態管理主體的政府， 既要通過對政府建筑、政府部門工作流程和作風等進行節能改造或改進， 在節能減排方面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 更要在碳預算制度制定、碳政策宣傳推廣、碳技術創新研發等方面進行積極而正確的導向。又如，會計生態媒介主體， 對碳會計的導向， 除了在一般理論研討會議與學術活動、報刊雜志、政府官員發言等有層次、有影響的媒介上宣傳碳會計會議、活動、講話、文章外， 還需在具體工作、面向基層和大眾做些切合實際、聯系群眾性的交流、傳播、教育等， 以此正確導向、認知和支持碳會計。

       會計生態建設中各種力量之間的較量， 導致其中競爭的存在， 這些競爭的作用， 使得會計生態建設遠離平衡。作為競爭對立面的協同， 是會計生態建設中各種力量的相互協調、相互競合的交互作用， 是會計生態整體不斷演化和會計生態個體相互作用的內在表現。在這種協同作用下，會計生態建設中的各種差別、差異或不同均可調整到相互適應的水平， 甚至達到一定的帕累托最優。而當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重大會計問題（如碳會計）、重大生態問題（如會計造假）、重大建設問題（如碳資源開發與確認） 時， 會計生態建設的各種力量就會不約而同或相約而至進行相關的協調、合作， 實現各種力量的適應性互動， 就如當前的會計國際趨同一樣。因此， 可以將這種適應性互動作為低碳經濟下會計生態建設的動力。當然， 在此過程中， 會計生態建設的各主體通過競爭與協同機制不斷演化發展， 對各客體和生態環境產生非線性的交互作用， 促使會計生態從無序到有序、從失衡到平衡， 最終使得會計生態建設的動力得以改進、創新和擴增； 這又會形成會計生態的失衡、無序， 并進一步推動會計生態的深入建設。可以說， 低碳經濟下的會計生態建設的成功， 也需要整個會計生態系統適應性互動的動力作用。

       生態文明從20 世紀90 年代初提出， 經由2007 年黨的十七大報告的“建設生態文明” 、2010 年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的“生態文明化” 發展到2012 年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再次明確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不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務推動都向更高更深程度上邁進了， 觸及到社會經濟發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黨的十八大， 鮮明指出： 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 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 要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胡錦濤， 2012）。這無疑對會計理論研究和架構、會計工作管理和規范、會計執業標準和質量等提出了新挑戰、新要求， 需要有適應生態文明和低碳經濟發展的會計新體系、新制度、新方法、新功能。

       會計在會計生態危機的認知和會計傳統模式的反思中， 進行了從會計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從本體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發展的理性選擇， 形成了兼容會計、生態、文明特征的， 兼顧會計生態和文明性質的， 兼備會計生態和生態文明特性的會計生態文明。這種文明是“會計” 這種人性化的“生物” 在其不斷的變革發展中， 為了實現從自然、自由、自發到自主、自動、自為， 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從未開化到逐步開化再到完全開化的不斷演進的目標而動態性地呈現出的各種財富成果的總稱； 是一個復合體系、是一種永恒存在、是一項特別文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