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來說，以往的“低碳發展”是自上而下的事情，民眾覺得與之關聯不大，參與的意愿和積極性可能不高(包括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而霧霾治理的訴求則是自下而上的，在霧霾的大背景下，民眾和企業有參與的共識和動力。但要實現煤炭消費峰值取決于三個因素：

       一是需要有足夠的清潔能源來替代煤炭，而替代能源必須能夠滿足經濟發展的能源需求。煤炭替代的路徑比較清晰，短期的替代主力是天然氣，中長期則需要發展清潔能源。因此，伴隨碳排放峰值承諾，政府還承諾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左右，而2013年這一比例僅為9.8%。

       目前水電占一次能源不到8%，受制于資源條件和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即使裝機發展較快，未來水電所占的比例也難有比較大的提高；風電太陽能目前比例很小，2013年為一次能源的1.3%，需要相當長時間才能對煤炭進行有效替代；而生物質、地熱等的占比更小。

       二是成本問題。最近的“APEC藍”說明了霧霾治理技術上沒有問題，關鍵是愿意付出多大的成本。煤炭消費峰值與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例有直接的關系，與能源成本也有直接關系。無論短期的天然氣替代煤炭，或者中長期清潔能源替代煤炭，都會面臨能源成本增加的問題，因為其他替代煤炭的能源品種，都比煤炭貴。

       三是煤制氣和煤制油的發展態勢。煤制氣和煤制油是煤炭消費峰值和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最大不確定性。即使在嚴格的環境治理約束下，煤制氣和煤制油的規模發展將使得煤炭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出現大幅度提高，對應的峰值時間也向后推移。比如，煤制氣得到的天然氣屬于對煤炭加工后的二次能源，其原料是煤炭，煤制氣本身是一個高耗能的生產過程，意味著更多的煤炭生產同一單位能源產品。從全國范圍來看，煤制氣和煤制油不能達到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

       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不斷增加帶來的能源安全隱患，以及其他清潔能源在資源和利用上的成本制約，實現有效煤炭替代和二氧化碳峰值目標，可供選擇的空間似乎不大，因此，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開發核電對中國是一個難以回避的選擇。滿足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20%左右的承諾，核電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核電發展可以同時滿足替代量和成本問題。

       由于不同區域環境治理強度的差異，中國煤炭消費峰值和二氧化碳峰值的實現路徑具有“分區域實現峰值”的特點。霧霾治理重點區域(津冀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將在2017年達到煤炭消費峰值，2022年實現二氧化碳峰值。但是，為了滿足經濟發展必需的能源投入，減少重點區域煤炭消費的直接后果是，增加其他地區煤炭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使得這些地方峰值后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