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是當前人類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共識。近年來，極端天氣事件增多，加強全球氣候治理的緊迫性與重要性更加凸顯。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各國持續完善綠色低碳發展政策體系，促進綠色低碳技術創新。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在于嚴格落實《巴黎協定》制定的措施。

　　特征一：全球氣候危機形勢日益嚴峻，極端氣候事件突發頻發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6次評估報告指出，全球33億—36億人生活在氣候變化高脆弱的地區，高脆弱地區的人群在洪水、干旱、風暴等極端氣候災害下死亡的概率約是最具韌性地區的15倍。如果全球溫升超過1.5攝氏度，將對部分地區和生態系統造成不可逆的影響。氣候變化導致海平面上升、生態環境惡化、臺風肆虐、熱浪頻襲、旱澇頻發等，影響糧食安全、水資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態安全、公共衛生安全等，加劇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弱化部分地區和國家的治理能力，造成氣候難民問題，引發暴力沖突，對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構成嚴重威脅。如果全球溫升突破氣候臨界點，氣候風險將引發級聯效應，加重經濟社會發展損失。

　　世界氣象組織《2023年全球氣候狀況》顯示，2023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年份，全年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水平（1850—1900年）高出約1.45攝氏度，進一步逼近《巴黎協定》1.5攝氏度目標。每年極端熱浪、干旱和洪水造成全球數百萬人受災，經濟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海平面上升速度再創新高，自1993年以來，海平面上升速率翻了一番。冰川融化程度刷新歷史紀錄，整個阿爾卑斯山平均冰厚度減少3—4米，格陵蘭冰蓋連續26年出現質量損失。

　　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公室（UNDRR）的統計數據表明，過去20年來，年均發生350—500起大中型災害事件。預計到2030年，災害事件數量將達到每年560起，約合每天1.5起。災害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較大，平均每年災害損失占GDP的比重達1%，而發達國家僅為0.1%—0.3%，亞太地區則達到1.6%。為避免全球變暖造成的破壞性后果，各國需要立即減少碳排放，并加大對氣候適應的投資。

　　特征二：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國際潮流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成為各國的共同選擇，綠色低碳發展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各種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產業層出不窮。1992年通過、1994年生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是應對氣候變化第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里程碑，代表了全球綠色低碳轉型的大方向。截至2023年9月，已有150多個國家作出碳中和承諾。

　　全球氣候治理進入新階段，跨國公司、城市等非國家行為體積極參與。主要經濟體能源與氣候論壇（MEF）、七國集團（G7）、二十國集團（G20）、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國際海事組織（IM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等也積極推動氣候議程。各國持續完善綠色低碳發展政策體系，推動綠色生產與消費，促進綠色低碳技術創新，完善碳交易機制與氣候金融工具。其中，歐盟綠色新政及相關政策十分突出。2019年12月，歐盟出臺了綠色新政，提出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計劃每年投資2600億歐元發展綠色低碳產業。2021年7月，歐盟委員會公布“Fit for 55”一攬子氣候計劃，12項重要舉措涵蓋農林業、建筑、能源、航空、海運、交通和工業等重點排放部門，推動實現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年減少55%的目標。其中“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在國際社會引發較大爭議。CBAM通過對生產過程中碳排放量不符合歐盟標準的進口商品征收關稅的方式避免“碳泄漏”，維護歐盟氣候政策的完整性與有效性，保護歐盟企業的競爭力。業界普遍認為，CBAM違背UNFCCC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2022年8月，美國通過了史上最大的清潔能源和氣候投資法案——《通脹削減法案》，計劃投資3690億美元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

　　自2020年提出“雙碳”目標以來，中國目前已基本構建涵蓋重點領域、重點行業、支撐保障的“1+N”政策體系，31個省（區、市）也制定了本地碳達峰實施方案。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截至2023年底，中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總裝機超過14.5億千瓦；202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總發電量超過3萬億千瓦時；過去10年，中國陸上風電和光伏發電造價分別下降30%和75%，全面實現平價上網，中國可再生能源實現了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

　　特征三：落實行動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多邊進程的關鍵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154個國家簽署UNFCCC。UNFCCC生效后，締約方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其中最重要的決議是1997年通過的《京都議定書》和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為各國在減緩、適應、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等方面制定了行動框架，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明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巴黎協定》第二條明確提出，將全球氣溫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2攝氏度以內，最好是1.5攝氏度之內。為了實現這一長期目標，各國致力于盡快達到溫室氣體排放峰值，以及在本世紀中葉實現全球氣候中和。《巴黎協定》是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變化國際條約，有利于避免“搭便車”現象，將所有國家凝聚到共同開展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當中。

　　二是構建了以國家自主貢獻（NDC）為核心的履約模式。《巴黎協定》以5年為周期，要求各締約方不斷加大氣候行動力度。通過國家自主貢獻（NDC），各國通報其為實現《巴黎協定》目標而采取的溫室氣體減排行動，以及如何增強適應氣溫上升影響的韌性。《巴黎協定》要求各國制定到2050年的低排放發展戰略，制定、通報并保持其國家自主貢獻（NDC），每5年通報一次；新的貢獻應大于上一次貢獻，并表明該國可實現的最大力度。各締約方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NDC），包括減排、適應及資金等方面的氣候治理行動目標。

　　三是實現了全球氣候治理從“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模式的轉變。《巴黎協定》的國家自主貢獻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新模式，由各國自主提出，同時通過全球盤點、審評和強化透明度框架（ETF）強化自愿減排行動的有效性。《京都議定書》是“自上而下”的強制減排模式，減排范圍僅限于發達國家。在第一承諾期，發達國家排放量需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實踐中弊端凸顯，由于加拿大、日本、俄羅斯和新西蘭等國退出，并未取得預期減排效果。

　　四是建立了公正轉型以及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框架。由于發展中國家缺乏足夠的能力和資源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巴黎協定》重申，發達國家應該帶頭向資源較少和氣候較脆弱的國家提供資金支持，同時也鼓勵其他國家或企業、機構自愿出資。發達國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承諾，到2020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支持。根據OECD的報告，2022年，發達國家首次履行上述承諾，提供了1159億美元。資金和技術支持是氣候談判中的關鍵議題，發展中國家和氣候脆弱地區要求發達國家盡快履行資金和減排承諾的呼聲十分強烈。目前，發達國家的支持意愿、資源投入與需求相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