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挑戰重重，碳中和目標已定就不能回頭。如果拜登就任后兌現競選承諾，宣布美國回歸《巴黎協議》和2050碳中和目標，那就意味著全球三分之二的經濟體正式加入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的“大轉型”。圍繞著“減碳、低碳、零碳、封碳和碳素循環利用”，一場前所未有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全球競賽已經拉開帷幕。在這個重塑世界未來的賽道上，中國必須，也有能力，贏得這場世紀競賽。

相比于發達國家，中國在鼓勵和激勵創新方面，具備六大優勢。一是龐大的市場規模和多元化需求，為能夠給客戶創造價值的技術、服務及解決方案提供市場應用場景。二是政治穩定和政策的連續性，還有上呼下應、一致行動的舉國優勢。三是鼓勵創新嘗試的監管體制靈活性，為新技術前期試點創造空間，而不是用一套令人望而卻步的條例來管制技術試驗。四是通過政府調控的可見之手和市場機制的不可見之手的靈活組合，因地制宜地推進務實行動，而不是單一依賴行政或市場手段。五是快速的決策行動機制，勤奮刻苦的“白加黑”工作時間。六是擁有全球最健全的制造能力，特別是在太陽能光伏、風力發電、儲能裝備等領域的高性價比產品，并在能源轉型所需要的稀土領域具備優勢，可以提供全球脫碳所需的各種技術解決方案。這些優勢是我們在碳中和征程上的制勝法寶。

在這個賽道上，中國能源體系的重塑將呈現以下七大趨勢。

一是需求側將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從“十四五”開始，能源工作的重點不再是供應側大規模擴張來滿足無節制的需求增長，而是以“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和“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兩個目標為牽引，加大需求側的節能減排力度和系統優化。節能工作要改變思路，實現從節能公司推銷節能產品到耗能企業主動尋找解決方案的轉變。節能服務公司也要實現從賣產品到提供客戶整體解決方案的轉變，回歸到客戶的需求并以此作為導向，讓節能成為客戶綜合能源服務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可以開發利用的熱源和電源，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控制手段，盡可能把需求和供給進行精準匹配，減少長距離輸送需求，高效清潔地滿足本區域內的冷熱和電力需求。在注重技術節能、結構節能的基礎上，強化文化節能，創造全民參與的節能新模式。

二是供應側將不斷加大脫碳力度，加速能源全產業鏈脫碳創新。可以預期，全國煤炭消費在2013年達峰后將在“十四五”期間繼續快速下降。石油消費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達峰，總量控制在7.2億噸（2019年是6.6億噸）左右。天然氣則在未來10～20年間繼續保持增長，預期在2040年左右達峰。在石油領域，目前正在新建的煉油項目面臨著巨大的風險。2018年，我國煉油能力達8.3億噸，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2019年行業產能利用率只有76%，與世界平均煉油能力利用率82.5%相比，過剩問題已經十分突出。“十四五”期間，隨著目前在建項目的完工，煉油產能還將新增約1.7億噸，產能過剩將更加凸出。

三是電力系統變革將加速。一方面，2060年實現碳中和，電力系統需要在2040-50期間提前實現零碳排放。這就要求從“十四五”開始，不再批準新建燃煤電廠，將煤電總規模控制在1100GW以內；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的電力需求還在不斷增長，5G和數據中心等數字新基建和電動汽車的大規模推廣將加速推動電力需求的增長，而更多的終端用能部門，特別是難以脫碳的部門，如交通和供熱，則需要通過電氣化或氫能來進行脫碳。這是一對矛盾，需要通過電力系統的變革來化解。

令人振奮的是，可再生能源和儲能技術的成本在大幅下降并在許多資源條件好的區域已具備與新增煤電競爭的潛力，其競爭力已經達到或超過傳統能源的臨界點，全國碳市場形成的碳價將強化這一優勢。可再生能源資源相對均衡的地域分布、逆規模效益、全成本競爭力等優勢，有望實現用戶身邊“可再生電源+儲能”成為全成本核算最廉價電源，既普及又普惠，具有顛覆現有電力系統的能力。

電力領域的進一步改革將對可再生能源發展、儲能技術應用、數字技術應用、能源互聯網建設等產生巨大影響。電力已經成為現代能源體系的核心，也是能源領域節能減碳的重要抓手。隨著越來越多的風電和太陽能在配電端接入電網，配電網的改造與改革尤為重要。在增量配電網改革成效有限的情況下，國家有否決心進一步推動存量配電網改革，甚至推動輸配分開，將對落實2030年的12億千瓦風光目標以及能源轉型的整體成敗起到決定性作用。

國際能源署去年10月發布的《轉型中的電力系統：電力安全的挑戰與機遇》報告，預警了正向我們狂奔而來、會對電力供應安全造成巨大沖擊的三頭“灰犀牛”：1）可變可再生電源的大規模接入致使電力系統運營模式改變及供應安全風險；2）數字技術大規模滲透擴大了網絡攻擊范圍以及系統互聯帶來的新安全威脅；3）氣候變化導致更頻繁極端天氣事件所造成的電力供應中斷。政府和企業要充分意識到這些挑戰的嚴峻性，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在能源轉型過程中，保障對國計民生十分重要的電力供應安全。

這一切都在呼喚電力系統的快速重塑，尤其在配電網領域。應將配電網規劃作為電力規劃的基礎和主要內容，以體現電網發展重心由輸電網向配電網轉移，電力發展從“電從遠方來”向“電從身邊取”的轉變。在可再生分布式能源和數字技術快速改變電力行業格局的情況下，改變電力監管思路，激活配電領域，使得配電領域成為真正的物聯網創新平臺。打破能源系統中存在的行業豎井，充分發掘綜合能源系統中柔性和靈活可調度資源，制定合適的價格補償機制，鼓勵儲能設施和電動汽車參與電力市場的調峰與調頻，解決終端可再生能源電力的間歇性、不穩定性問題，消納波動的風光發電資源。推動配電網與其它基礎設施的高度融合，實現融合效率，培育基礎設施協同的新模式、新業態。

四是農村能源將得到重視與開發。農村不僅是能源的需求方，更有可能成為能源的供應方，一方面解決農村自己的能源問題和各類有機廢棄物（農林剩余物、生活垃圾、畜禽糞便、果蔬垃圾、生活污水等）的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分布式發電、生物質制氣和生物質顆粒物的提供，在大幅度改善農村能源環境的同時，加固農村配網基礎設施并給附近的城鎮提供能源。讓農民在生產糧食的同時也生產能源，實現糧食與能源雙收入。為此，應改變農村長期處于能源供應末端，以集中式能源長距離供應的農村能源發展思路。

五是能源投資規則將得以重塑，新業態將不斷涌現。金融機構在能源轉型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從風險控制角度，還是從投資回報角度，未來碳價對能源項目影響非常大。內部碳價格的高低直接影響能源項目的可行性，歐美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有自己設定的內部碳價或影子碳價，如花旗銀行就用每噸60美元的碳價對其投資或貸款的39家美國能源與電力企業進行財務狀況的預判，掌握相關的氣候風險和投資回報預期。中國企業、銀行和投資機構應借鑒歐美同行的經驗，在項目可行性研究時，采用一個合理的內部碳價，作為投資評估的主要參數。在國際投資領域，中國企業尤其要關注碳價對項目回報的影響，時刻保持對消費者認知、資本市場和國際貿易投資規制不斷變革的敏感性。

此外，隨著全國碳交易市場的即將啟動，包括碳排放配額和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在內的碳資產管理對于企業發展來說至關重要，許多企業已經將碳資產當作自己的核心資產之一來看待，在降低企業履約和合規成本的同時，提升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并拓寬節能減排項目的融資渠道。未來幾年，圍繞著碳資產、碳交易、碳抵消、碳基金、碳融資、碳足跡評估、碳排放核查等新興業務將不斷涌現。

六是低碳減碳零碳將成為國際能源合作新趨勢。傳統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建立在油氣項目基礎上，而圍繞節能減碳和清潔能源技術的投資與貿易將重新定義國際能源合作格局。碳排放將成為跨國投資和貿易關系的一個重要考量，出口產品將被要求提供經過權威機構認證的“碳足跡”（即生產過程所排放的CO2總量）證書，主要進口國（如歐盟各國）將對不同產品按照其“碳足跡”相對于本國產品的水平來征收“邊境調節稅”。許多承諾碳中和（或氣候中和）的大型跨國公司（如米其林輪胎、沃爾瑪超市）將對其供應商提出不斷趨嚴的產品“碳足跡”要求。繼人權、環保等問題之后，對溫室氣體減排的認知與承諾將成為許多歐洲企業（如BP）選擇合作伙伴的重要考量。他們會選擇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一起共事，也不會選擇破壞環境的低成本供應商。

在零碳轉型領跑時代，中國要講好自己追求低碳轉型、低碳能力輸出和低碳合作的新故事，特別是圍繞 “一帶一路”的能源國際合作。中國的能源企業則需要加快步伐，盡早實現從“賣碳翁”向“埋碳翁”的角色轉變。

七是技術研發將以更大的力度向低碳減碳固碳技術傾斜。包括再造林、生態修復、新型建筑材料、土壤固碳、生物質能源碳捕捉與封存（BECCS）等在內的“負排放技術也將受到高度重視，“減碳，低碳、零碳、負碳、固碳和碳素循環利用”技術將引領未來科技發展。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日本名古屋大學六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正在研發的新一代技術都與節能減碳可持續發展有關。

2020年，北京國際能源專家俱樂部聯合亞洲開發銀行和北大能源研究院共同舉辦了十五場“建言十四五能源發展”系列活動。近百位來自國內外各大研究機構、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專家，經驗豐富的能源從業者，還有遍布全球的海內外院士教授參與了活動，產生了上百條頗具新意的政策建議（具體內容可以瀏覽北京國際能源專家俱樂部的微信公共號上的各場活動總結報告）。

以上是我們通過組織并主持這一系列活動中獲得的一些感悟。我最大的體會是，集體智慧力量無窮。面對復雜多變的世界，我們需要的是能夠包容不同想法的集體智慧（Collective Wisdom），而不是所有人都只有一個想法的集體思維(Group Think)。在能源及相關領域，我們不乏實戰經驗豐富、極富遠見和智慧的專家群體。能夠把他們的真知灼見匯聚到一起，我們就不乏所面臨問題的解決方案。

實戰經驗十分豐富的中石化集團原董事長傅成玉先生給出了很有價值的建議。他指出，我們不僅需要對各行各業的減排路徑進行細化研究，更需要的是將這些宏觀與中觀的研究方案變成企業和城市能夠落地執行的行動方案。這是一個非常及時的提醒，沒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具體行動，許多宏觀研究都將停留在紙面。這也提醒我們，在碳中和路線圖研究過程中，不僅要研究“什么”，即在哪些領域開展行動，更要研究“如何”，即誰來落實這些行動，如何激勵他們采取行動。

為此，我們急需培育碳排放達峰和碳中和先鋒城市和先鋒企業，在他們開拓的足跡上擴大推廣。清華大學社科院能源轉型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的何繼江博士團隊在分享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能源轉型經驗的同時，正在推動包括大同市和國家電投集團在內的城市和企業達峰倡議，值得鼓勵與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