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經濟和人口的增長，城市已成為碳減排和氣候變化應對的核心單位。傳統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碳排放往往體現出協同變化的特征。如何在不阻礙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降低碳排放，即實現經濟與排放的脫鉤，是各城市亟需解決的問題。我國一些較為發達的城市已初步實現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但由于我國城市眾多且工業化進程差異較大，各城市在制定碳減排政策時，需充分考慮其現有碳排放特征與經濟發展路徑。

近日，CEADs團隊格羅寧根大學單鈺理博士領銜，聯合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蔡博峰教授、廣東工業大學周雅副教授等多名學者，在Cell旗下刊物One Earth發文《Chinese cities exhibit vary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O2 emissions between 2005 and 2015》，分析中國294個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清單，并討論其經濟發展與排放之間的脫鉤程度和驅動因素。

研究采用中國高空間分辨率溫室氣體排放網格數據庫（CHRED）294個城市同口徑碳排放清單，涵蓋了范圍一排放（化石能源燃燒和工業過程）和范圍二排放（電力消費），如下圖所示。

圖1 各城市范圍一（化石能源燃燒及部分工業過程）二氧化碳排放量及人均排放、排放強度

圖2 各城市范圍二（電力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

脫鉤分析表明，從2005年到2015年，有31（11.0%）個城市的經濟增長與碳排放之間存在強脫鉤關系，即碳排放隨GDP的增加而減少。185（65.6%）個城市實現了弱脫鉤，即碳排放比GDP增長緩慢。其余23.4%的城市仍處于碳排放和GDP耦合的階段或碳排放增速高于GDP。脫鉤的城市具有較高的經濟水平和人均碳排放水平。

圖3 各城市碳排放與經濟增長的脫鉤關系

部分城市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脫鉤結果從側面印證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我們采用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作為指標驗證了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即隨著人均GDP的增加，人均碳排放先增長后下降，如下圖所示。

圖4 城市尺度環境庫茲涅茲曲線

最后，研究對不同脫鉤程度城市的碳排放變化與其脫鉤指數做了驅動因素分析。研究發現，經濟結構對減排和脫鉤的影響有限，即使污染嚴重的資源型城市或低收入城市也可以實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脫鉤，向服務業的經濟結構轉型并非實現脫鉤的唯一條件。通過提高生產效率以降低排放強度，是實現碳減排和脫鉤的最重要驅動力，在強脫鉤城市中甚至可以抵消由于經濟增長帶來的排放增加量。

圖5 碳排放變化及脫鉤驅動因素分析

可再生能源、碳捕集與封存是降低碳排放強度的重要技術，吸取城市低碳發展成功經驗，充分發揮低碳技術創新的關鍵作用，加速推進能源低碳轉型，有助于盡早實現碳排放峰值與碳中和目標。后疫情時代下，可再生能源發展將面臨對外投資新挑戰，碳捕獲與封存技術商業化推廣和大規模實施還存在不確定性。加強氣候變化投融資頂層設計，推動氣候投融資創新實踐，可為實現碳減排目標、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強有力支撐。

構建城市間氣候領導聯盟有助于交流城市低碳發展實踐和經驗。本研究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快速增長（印度和巴西）和高煤炭消費的國家（印尼和越南）具有重要意義。鑒于中國在南南合作、南南貿易、一帶一路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國城市尺度碳排放與經濟脫鉤的經驗和現狀可以為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實現脫鉤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