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行長很早就意識到，低碳轉型中各個國家的利益是不同的，要納入國際治理的框架予以分析，特別是要有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補償機制。

氣候變化在經濟學上是個公共產品負外部性的問題（也是“公地悲劇”問題）。發達國家歷史上排放得多，發展中國家如果因為碳減排而影響到自身發展是不公平的，所以，國際上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實際上，各國的利益沖突遠不止于此，一些產油國對減排可能就是排斥的。比如，伊拉克、利比亞、尼日利亞、委內瑞拉、伊朗、哈薩克斯坦等產油國的產業結構與政府收入來源相對單一，伊拉克的財政收入中90%以上來自石油，尼日利亞的近一半財政收入與幾乎所有的外匯來自石油，顯然會受到減排的沖擊。

所以，在各國之間達成一致行動以解決氣候變化的公地悲劇問題，要靠一些機制設計，引入公共資源投入，來平衡各方的利益。而公共資源來自哪里，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后財政很緊張，疫情應對使得這些國家的財政形勢更為嚴峻，現階段只能通過設計更加巧妙的機制安排，才能落實對發展中國家、一些資源國家的資金補償，也才能推動國際集體行動。

如果從國際治理的角度，國際碳市場連通和碳邊境調節稅的一些機制安排就能看得比較清晰。很多發達國家已經碳達峰了，發展中國家碳排放還在往上走，所處階段不同，碳價應是不同的。直接打通各國碳市場，會造成發展中國家的碳價抬升，后果難以承受。所以需要把握好碳減排的進度，把握好創造GDP流量需求與成本控制之間的平衡點。

周行長就提出，為了讓各國碳市場連通的速度、范圍可控，以及形成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補償機制，可參照類似滬港通、深港通等連通機制，建立連通的小管，類似之前的清潔發展機制（CDM），發達國家可以購買發展中國家低碳減排的成果，用于抵減自身的碳排放?；谕瑯拥脑?，如果發達國家一定要征收碳邊境調節稅，相關收入也必須全部返還用于支持出口國、資源國等的低碳發展，體現對發展中國家的補償屬性。

不只是各個國家之間有利益沖突，一個國家內部的利益也是不同的。比如美國，拜登的減排政策就受到了新墨西哥州的抵制，限制石油鉆探的政策推行并不順利，因為新墨西哥州預算的三分之一都來自這個產業。美國目前在全國層面很難達成減排的共識，很多人擔心，在低碳發展上做得很少會使美國在可再生能源經濟的競爭中處于劣勢。

類似于美國，中國國內各個地方在低碳發展問題上也會有利益沖突，也要有公共資源的支持，資金從哪里出也很關鍵。我國的經濟發展和能源分布很不均衡，資源與地區經濟的發達程度呈逆向分布。煤炭集中于內蒙古、山西等省，原油集中于陜西、黑龍江等省，天然氣集中于河北、山西等省。西北地區作為傳統能源基地，長年以來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受低碳轉型影響也比較大。幫助資源省份應對沖擊及發展轉型也需要公共資源，但當下中央及地方財政均較為緊張，全國碳市場的拍賣收入或者碳稅收入是未來可考慮的方向，但在這之前，中央財政要有其他的應對預案。

此外，周行長認為，綠色金融是低碳轉型的重要支撐，并推動國內綠色金融快速起步發展。

人民銀行等金融管理部門很早就及時跟蹤國際上綠色金融的發展，考慮到中國綠色金融與國外情況有所不同，ESG投資人基礎尚不牢靠，提出采用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底層探索緊密結合的發展思路。此后逐步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框架，2016年多部門聯合發布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綠色金融的定義、激勵機制及綠色金融產品發展規劃和風險監控措施。同時，2017年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陸續設立。

此外，人民銀行積極參與國際綠色金融合作，2016年首次將綠色金融引入G20議題，并發起G20綠色金融研究小組，2017年與8家金融監管機構共同成立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

在適合的發展思路與發展框架下，中國綠色金融實現了快速起步。截至2020年末，綠色信貸全球第一；綠色債券全球第二。這些成績的取得既與周行長很早就意識到綠色金融是低碳轉型的重要支撐，同步提出了發展思路并奠定發展框架，推動國內綠色金融起步，也與之后人民銀行一直堅持推動綠色金融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