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最根本和直觀的原因是三種或多種機制的疊加導致碳減排量被重復出售。企業購買的綠電，部分項目可能已經發行了ccer、或者已經出售了綠證。購買綠電、CCER和綠證的企業都可以宣稱使用了可再生能源降低了碳足跡，也就是標題提到的“一女多嫁”現象。

其次，并網綠電的碳足跡，目前沒有一個準確的計算方法。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等間歇性可再生能源（VRE），與用電需求的負荷無法直接匹配，需要結合電網側、電源側和未來用戶側進行儲能調頻服務。目前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沒有對外披露各地區的各類VRE項目的儲能調頻和輸配電帶來的排放因子。所以VRE在目前中國電力系統能源結構下帶來的實際排放因子并不低。基于此，即使企業買了綠電、綠證，也不知道從系統層面實際每千瓦時電量帶來多少碳排放。

從碳市場角度考慮，CER或CCER機制設計是為了滿足企業履約需求的同時促進減排，并不是用來促進碳中和的。CCER的減排量是從基準線減排一定數量的碳排放，并不是負排放。另一方面，CER或CCER機制的額外性（能否帶來真實額外的減排量）存在非常大的挑戰，我相信未來這套體系是需要進行大幅度的改革，確保氣候資金的有效和高效使用，同時保障減排項目不會帶來環境和社會的負面影響。

 最后，從碳交易系統層面額外性的角度看，火電企業被納入到全國碳市場，獲得總量控制目標。如果控排企業能夠使用可再生能源企業核證的自愿減排量進行履約，只會在一定程度上壓低碳配額的需求和價格，并不會帶來實質的新增減排量。

 在如此復雜的政策機制疊加背景下，有一種情景，綠電是可以為企業帶來高質量的碳減排和近零排放——那就是綠電不并網，離網綠電在出售綠電的同時也提供儲能服務，完全滿足用電企業負荷需求。

預計綠電規模在雙碳背景下還會大幅度提升，對服務國家和企業碳減排有重要意義。然而，需要政策制定部門梳理和統籌各種機制，需要有統一的一套“結婚登記平臺”，避免“一女多嫁”。從VRE碳排放核算角度，電網或政府應該發布各地建設風電和光伏所需儲能調頻服務帶來的碳排放和公允成本，盡快推動儲能調頻服務機制的市場化。碳交易的國際CER和國內CCER機制需要思考如何改革額外性論證程序，同時區分負排放項目。

 對綠電短期需求強的企業，如果確實必須買，建議優先考慮購買靈活性較強同時沒有重大環境和社會負面影響的水電，但出售方需要在合同上保障減排量不會以任何其他形式被出售。

未來政策環境會不斷變化，機制間關系可能會更清晰。本文僅代表個人意見。

作者：梁希，倫敦大學學院可持續建筑學院教授、中英（廣東）CCUS中心秘書長、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氣候投融資專委會常委

審核：王莉

[1]國務院國資委. 綠電開市 國家電網首次綠電交易成交電量68.98億千瓦時. 2021-09-07.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24/c20631216/content.html

[2]北極星售電網. 江西電力市場綠色電力交易正式開市：上限價格為為0.4643元/千瓦時.2021-09-30. https://shoudian.bjx.com.cn/html/20210930/1179948.shtml

[3]生態環境部，2020. 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試行）.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01/t20210105_8161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