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一萬美元”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很敏感和很特殊的節點。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最明顯的一個變化是增長速度由高速變為中低速，背后的原因是增長動力的轉變，由模仿到創新，由規模到效率，并解決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都相當大，因此有些國家突破“人均一萬美元”后又回落下去，有些國家則一直未能突破。例如，俄羅斯曾在十年前突破人均GDP一萬美元，但前一段時間又跌破這一數字。

宏觀政策方面，經濟增長轉向中低速，需求不足的問題突出，所以擴張型的貨幣政策和寬松的財政政策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誘惑力，也存在實際需求。

這對宏觀政策制定者形成了很大的考驗，不僅要認識到貨幣政策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理解貨幣政策不能做什么。

剛才張斌講到的其他國家出現的問題和挑戰，也不同程度地出現在了中國。

宏觀政策主要解決短期穩定和平衡的問題。更重要地，我們需要關注結構性潛能，因為中國真正的增長潛力還是來源于結構性潛能。所謂結構性潛能，就是中國作為后發經濟體，在消費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升級和城鎮化中所具有的潛能。中國當下人均收入1萬美元，發達國家是3萬多美元，美國超過6萬美元，這中間的差距就是我們的結構性潛能。如果一定要對中國的增長動能進行排序，結構性潛能排在第一位，宏觀政策排在第二位甚至第三位。

對于中速增長期的增長動能，我們提出了“1+3+2”的結構性潛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和城市群為龍頭，為中國下一步中速高質量增長打開物理和動能空間。這個領域提供了未來五年到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70%-80%的潛能。

“3”指實體經濟需要補齊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基礎研發能力不強的“新三大短板”。

“2”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兩大動能。這是全球性動能，中國在這兩方面實力不弱，在某些方面具有優勢。

以上結構性潛能下一步可以總結為“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大翅膀賦能”。

中國過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長主要依賴基建、房地產和出口，現在這些動能仍在發揮一定作用，但以后會逐漸退出。下一步要將重點放到如何釋放“1+3+2”的結構性潛能，關鍵還是要實質性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否則有些潛能很可能是“看得見，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