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高溫熱浪多次席卷北半球，多地氣溫連續超過40攝氏度，屢次打破高溫紀錄。在此背景下，“氣候變化”議題和“全球南方”概念的熱度也先后迅速升溫，不僅成為全球媒體熱議的焦點，更是成為國際社會特別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外交領域熱炒的議程。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球南方”正面臨的嚴峻氣變危機卻遭受“冷遇”，未得到發達國家的足夠重視。當前全球氣候正經歷著一場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構成當今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通過合作和對話共同適應與減緩氣候變化已成為全球共識，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任務，深刻影響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治理議題上的分歧日益凸顯。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援助，旨在幫助后者減少碳排放并應對氣候變化。然而，這一承諾在執行層面遭遇了現實的落差。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據顯示，自《巴黎協定》簽訂以來，發達國家的實際援助遠不及預期，即使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羅馬峰會上宣布延長承諾至2025年，出資比例的不明確依然困擾著氣候資金的落實。

　　氣候減緩與適應資金需求的分歧，進一步暴露了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脆弱性。發達國家傾向于投資可再生能源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減緩性項目，而發展中國家則更需要適應性資金來增強抵御氣候變化災害的能力。援助資金類型上的分歧同樣突出，發達國家更多地采用貸款而非無償援助的形式，這使得低收入國家的適應性項目難以獲得支持，因為這些項目往往無法產生足夠的經濟回報。

　　在這一背景下，部分發達國家利用氣候議題追求地緣政治利益，將氣候治理視為大國博弈的工具。例如，在烏克蘭危機中，歐洲暫停了向俄羅斯提供氣象數據，而歐洲國家在能源危機面前，重啟燃煤電廠，背離了原有的綠色轉型承諾。美國在氣候治理上反復無常，背信棄諾，缺少大國擔當，從退出《京都議定書》到退出《巴黎協定》，不僅削弱了全球氣候治理的連續性和實效性，還降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公信力。

　　然而，在全球氣候治理的復雜格局中，中國展現出積極的領導作用。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展現出大國的責任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中國不僅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大會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推動了《巴黎協定》的達成，還承諾在2030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承諾帶動了全球其他國家設定碳中和目標，極大地推進了《巴黎協定》的實施。

　　中國一直是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的積極倡導者和務實實踐者。截至2024年6月底，中國已與41個發展中國家簽署50份合作諒解備忘錄，持續通過合作建設低碳示范區、實施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項目、開展能力建設培訓等方式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小島嶼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和非洲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支持，受到發展中國家的高度認可和廣泛好評，彰顯了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建設性角色。

　　全球氣候治理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南北分歧、資金缺口和地緣政治博弈等問題亟待解決。中國在其中扮演了積極的引領角色，通過實際行動展示了大國擔當，為全球氣候治理注入了正能量。當前，國際社會應加強合作，共同克服分歧，確保氣候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以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