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新常態和依法治國的大框架下，我國“十三五”時期的環境保護將迎來難得的歷史機遇，同時也仍面臨嚴峻的挑戰。根據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開發的《國家中長期環境經濟預測模型系統》，通過建立經濟社會預測模型、資源能源消耗預測模型、環境污染產排放預測模型方法，采用歷年統計數據獲得關鍵技術參數，充分考慮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可能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以我國“十三五”期間GDP增長的三種情景為基準方案，預測到2020年中國資源能源消耗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資源能源消耗進入漲幅收窄期。經濟新常態下，能源需求呈現“三低”（低增速、低增量、低碳化）特征，高耗能行業增長緩慢、能源強度下降等促使經濟總量與化石能源需求“脫鉤”。環境承載力依然處于嚴重超載期。

污染治理主體承受力步入下降期。由于經濟下行意味著政府的GDP、財政收入和就業壓力都會加大，這可能會導致政府和企業對環保的投入減少，從而加劇生態環境的壓力。

生態環境問題進入多型疊加期。特別是農村環境污染包圍城市、污染場地和土壤污染、城市空氣質量持續得不到改善、化學品生態環境風險、全球汞排放控制、國外資源“綠色”獲取等新環境問題。

公眾環境訴求處于高漲期。雖然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下降，由于累積和復合影響，環境質量改善仍是一個長期過程。

生態環境質量進入緩慢改善期。我國城鎮化率已跨過50%的門檻，其增長率已從2009年的5.8%下降到2013年的2.2%，跨越了高速增長期，城鄉更加統籌協調，更加關注節能環保和綠色發展。

基于上述判斷和“十三五”環境預測研究，如果我們不深刻認識和主動適應“新常態”，如果繼續沿用過去的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模式，如果不能有效調整經濟結構和改變增長方式，那么我國未來10年可能會面臨爆發大規模的公共健康危機、大區域和跨區域灰霾和水污染常態化、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產生食品安全危機、沿江型飲用水源地安全事故進入頻發期、機動車和面源成為一些地區的主要污染源、“遭遇”與周邊國家的環境沖突和環境威脅、突發性的環境公民運動和生態政治危機爆發、生態環境管理體制變革不確定性沖擊等諸多重大環境挑戰，我國將失去一個改善生態環境的良好“窗口期”，引發重大的社會經濟和環境安全危機。

我國大規模污染治理從“九五”淮河治污和“兩控區”二氧化硫治理開始，歷經多年持續治污，未來再經過10年的統籌部署、積極應對、有所作為，應能取得明顯成效。但是，我國的環境保護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具有階段性的差距。

國際經驗表明，存在人均GDP 達到1萬美元就可能出現環境狀況轉好的庫茲涅茨拐點現象。美國、歐盟等國家大規模治污到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的時間跨度約為20年～40年。歐美國家在1970-1990年20年間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規污染物排放，1990-2010年20年期間PM10和PM2.5下降都非常明顯。美國和歐盟2010年PM10年均濃度分別下降到51微克/立方米和25微克/立方米，PM2.5年均濃度都在10微克/立方米左右。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提出了生態文明和依法治國的建設任務、改革任務、法律任務，為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指明了方向。新的《環境保護法》全面實施，環境法治建設成為依法治國的重要突破口，生態文明制度體系與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正在形成，生態環境保護總體上進入一個變革期，環境治理手段呈現“多樣化”，環境治理模式出現“多元化”，環境管理能力實現現代化，這些改革創新舉措將為環境保護釋放更多的“紅利”。因此，未來10年將是環境保護大有作為的10年，大部分傳統污染物排放量都將跨越“峰值”，生態系統繼續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