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問題內生于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意味著，氣候變化帶來的直接風險和系統性風險影響著每個國家，無人能夠幸免。氣候風險的延展性表明，應對氣候變化的主體要超越現有以國家為單元的治理結構。然而，由于各國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戰略等具有高度的內生性因素的影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應對氣候風險問題上存在復雜的治理意愿和能力差異。譬如，小島嶼國家由于最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所以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意愿普遍較強；注重生態環境保護的國家（如中國和歐洲一些國家）較之更加關注經濟發展利益的國家（如美國），前者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意愿往往更強，盡管在治理能力上后者更具優勢。在此情勢下，如果要求所有國家和地區承擔相同的減排義務，勢必加大氣候治理義務分配的不公平、不均衡，導致氣候治理主體的共性與個性之間的對立加劇以及全球化矛盾擴大。

由于各國利益訴求不同，使得一些政策和觀點也存在較大差異。總體而言，發達國家認為氣候變化是全球經濟高速發展的副產品，各國應承擔共同的減排責任，不應區別對待；發展中國家則強調區別對待溫室氣體減排責任，認為發達國家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不僅負有歷史責任，而且因其經濟社會已經發展到較為成熟穩定的狀態，相較于發展滯后的國家具備更充足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來應對氣候風險，故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經濟技術支持，以提高發展中國家適應和減緩氣候變化的能力。其中，美國對氣候治理的態度較為消極，其他主要發達國家對減排責任的承擔也不積極；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在減排責任分擔原則等問題上態度搖擺不定。這種態度差異的最根本原因，是對氣候風險的內生性存在不同認識。美國作為先發達國家的代表，無論在經濟發展還是社會文化心理層面，都對氣候變化持極大程度的樂觀態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將氣候風險視為緊迫的威脅。處于后工業階段的歐洲國家在歷史上深受生態環境問題的困擾，對氣候風險的容忍度較低。印度處于經濟高速發展時期，但因地理位置等條件而深受氣候變化影響，使得其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與抉擇中常常處于矛盾之中，在氣候風險應對策略上也表現出搖擺不定的態度。

由于不同主體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使得在國際法框架下分配溫室氣體減排責任的法律效力一直是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的一個焦點問題，各國在此問題上存在諸多爭議。《巴黎協定》在明確“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同時，也明確了該原則的具體適用形式，即采取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的形式，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在國際環境合作原則的指導下形成多元化的減排主體和減排形式。然而，這種以協商為主的減排責任安排存在一個突出問題，即其法律效力的認可性問題。中國主張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會議達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公約實施協議，并對相關技術細節和程序規則加以明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自主貢獻在巴黎會議成果中以適當形式分別列出。[4]美國則認為，相關協議應具有更廣泛的效力，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具有相同的法律約束力，主張淡化減緩、適應、資金、技術開發和轉讓等方面的法律強制力。[5]類似的分歧導致各國采取方向不同甚至迥異的政策，這實質性地影響全球氣候治理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