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能源電力安全底線，政策作用不可替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頒布的十多年間，在大力推進以風電、光伏為主體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方面，我國積累了豐富的
政策經驗。扶持政策直接引導了我國新能源發展達到世界第一，技術水平總體進入世界第一梯隊。
與此同時，發展中也積累了一些矛盾和
問題，有些已經大規模出現，有些還在爆發的前夜，有些埋藏了隱患。
如新能源發展中的補貼拖欠問題，煤電靈活改造的投資回收機制問題，儲能價值的體現問題，機組安全備用的政策落實問題，能源轉型成本的分攤機制等。這些都是能源轉型中遇到的新情況，產生的新問題，也是“學費”的一部分。
面對“30-60目標”，如何在實現目標的過程中守住能源
電力安全的底線，政策的作用不可替代。總體來看，我們還處在能源電力轉型的初期，政策設計要針對這時期的特點，政策的根子上要正，導向要明，具有一定靈活性，好鋼要使在刀刃上。
首先，要明確政府和
市場主體在保障能源電力安全中的責任。責任是政策的“靶心”，只有責任明確才能精準施策。
對于保障能源電力安全、防范大災大難這樣的世紀性任務，政府責任無可替代。
政府的責任主要體現在安全風險防范戰略、規劃的制定，并將其體現在能源電力發展的各個重要環節之中；分解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在安全中的責任；領導、協調各級政府部門及全社會各方面預防風險。
其次是完善以能源商品屬性為導向的電價政策。“30-60目標”實現過程，必然也是以電價為引導能源電力轉型過程。
歷史表明，中國電力改革史就是一部電價改革史，電價順則電力發展順利，反之亦然。如中國燃煤電廠的污染控制水平和過程、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速度等與電價政策導向是完全一致的。
能源電力轉型中的各種風險控制成本就是能源轉型的成本，且最終必然要傳導到終端電力用戶上。對于與電網相連接的電源來講，只計算發電端的電量成本并以此衡量是否“平價”，對估計電力轉型成本的大小和艱難程度是不正確的，對防范電力轉型中的風險防范是不利的。
沒有將電能全成本傳導到終端用戶，不利于用戶認識低碳發展的艱巨性，不利于強化
節能意識，也會間接影響到碳價格，進而影響到
碳市場的正常運行。
電價政策改革要以電能商品屬性為依據逐步完善，并完善交叉補貼，政府高度重視系統支撐和風險防范的成本傳導。
再次，要深入研究在能源電力轉型和風險防范中電網的作用，出臺相關政策。“30-60目標”對于電網的作用應當重新評估，電網格局應當重新布局。
當前進行的電力體制改革框架設計，主要是把電網看成電力系統的“中間”環節，看成只是一個輸電的通道。這種認識在能源電力轉型中需要進行大的調整。
可再生能源的大比重接入、各種儲能大規模應用、分布式微網與電網相接、巨量電動汽車充電、區域間基于維護電力系統的穩定性及風險防范的電力資源配置等，都使得電網的功能和作用發生重大變化。與此相適應，電力體制改革應當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使電網在能源電力轉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最后，關于“十四五”規劃中的政策定位。傳統的五年計劃與今日的五年規劃已經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在市場機制下，有什么樣的政策導向就會有什么樣的結果，這也是為什么“十三五”規劃有的很快就完成了（如可再生能源發電規劃），有的規劃卻相差很遠（如煤電機組的靈活性改造完成不到三分之一）。
“十四五”規劃的重點應當是提出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目標相一致的指標體系、劃定關鍵要素的底線和邊界（如風險防范）、在邊界內給出規劃指標的預期性數量范圍、明確國家（政府）支持的重大科技迎新項目和示范項目、提出政策框架甚至具體政策。
在能源電力轉型初期，新能源發展、儲能技術和低碳發展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雖然日新月異，但與傳統的能源電力的競爭還存在較大差距，政策體系也很不完備。在“十四五”期間，政府應當繼續在規劃、政策、標準方面，營造支持創新的良好市場環境，有針對性改革完善監督管理體系。
“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在積極推動能源電力轉型過程中，我們不能違背能源電力轉型的客觀規律，一方面要對“30-60目標”充滿信心，對未來的技術發展充滿信心；另一方也要系統考慮，腳踏實地，做好能源電力轉型中的“灰犀牛”“黑天鵝”事件的防范。
（作者系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黨委委員、專職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