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治理進程是一面鏡子，恰恰反映了整個時代的宏大變化。2020年恰逢美國大選，共和黨和民主黨關于氣候變化的觀點和立場幾乎截然相反。拜登順利入主白宮之后，極有可能會帶領美國盡快重返《巴黎協定》，并推動美國加入全球碳中和“俱樂部”，21世紀很可能成為碳中和的世紀，關于氣候變化問題的全球性討論可能會再次進入白熱化階段。

2015年《巴黎協定》達成的時候，全球長期溫控目標沿用了2009年各國在哥本哈根達成的共識——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內；考慮最不發達國家、非洲國家、小島嶼國家的利益，《巴黎協定》增加了“努力控制在1.5℃以內”的表述。2018年底，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了《全球升溫1.5℃特別報告》，全球幾乎都以1.5℃作為長期溫控目標來論證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行動及國際合作，碳中和、氣候中性、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等概念成為學界、政界以及產業界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最為重要的話題。

到目前為止，按照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說法，已經有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碳中和的長期愿景，排放量和經濟總量分別占全球的65%和70%以上。在中國的推動下，更多大經濟體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標。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發表講話之后，南非、日本、韓國都緊接著宣布了碳中和承諾，到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的凈零排放。我們相信，很快，全球主要經濟體、大部分國家可能都會承諾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

2020年后，全球范圍的綠色低碳轉型將大大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貿易投資都將發生極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是改良性的，而是變革性的。在不遠的將來，碳中和將成為技術和產業發展的全球性標準，甚至是貿易和投資的準入門檻，并有可能以碳中和為目標，形成“基于新規則的國際秩序”。

盡管很多國家已經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標，但是從實踐情況來看，還沒有一個大的經濟體真正實現過碳中和，全球都要在摸索中前行。即使在《巴黎協定》的實施過程中，相關機制和支撐體系也并不成熟。目前，全球要實現碳中和，資金缺口仍然很大，發達國家并未完全兌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充分資金支持的承諾，到2020年，1000億美元的長期資金仍然不足。

關于資金缺口，以中國實施國家自主貢獻為例，每年的資金需求約為3.7萬億元，我國在氣候變化相關領域的公共資金投入約為5000億元，近年來在全年財政預算中的占比維持在2.5%左右。盡管從橫向比較來看這個比例并不低，但是資金缺口仍然很大，每年至少約為1.6萬億元，還需要撬動大量社會資本。從全球來看，氣候資金的缺口更大。除了資金機制外，技術研發和轉讓、能力建設等實施手段仍然較為有限，這無疑將會大大影響碳中和目標的實現。

因此，全球氣候治理的相關機制仍需要長足的進步。

第一，要增加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資金投入和資源投入。歐盟已經承諾把GDP的1.5%用于應對氣候變化，拜登在競選中曾宣布將在第一個任期投入2萬億美元應對氣候變化，但是這些還不夠。作為一項國際性事務，應對氣候變化還需要構建有力度的全球機制。當前，在《巴黎協定》的機制中，綠色氣候基金（GCF）的一期規模約為100億美元，二期資金的籌集情況并不理想，各國的出資意愿不強烈，資金短板依然存在。

第二，要在技術機制上有所突破。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形成了以知識產權等一系列制度為中心的技術機制，這套機制在公共領域中經常出現失靈的情況。例如就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而言，醫藥公司研發檢測試劑、疫苗等必然追求經濟回報，疫情很難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來應對，資源并不能真正得到有效配置，真正需要救助的群體往往并不一定能得到妥善對待，應對氣候變化也是如此。即使以現在的科技水平而言，人類社會已經擁有大量減緩和適應技術可以用于應對氣候變化，但是在現實中，這些技術的應用和轉讓面對非常高的壁壘。多輪國際談判都希望在技術機制方面有所突破，但是，利益格局調整之后的分配問題同樣非常重要，需要政策方面的創新。

在《巴黎協定》的達成、簽署和生效過程中，大國協商形成的政治共識和政治成果在推動多邊進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20年美國大選落幕，民主黨在氣候變化領域一直持積極態度，以氣候變化議題為橋梁，有可能修復中美關系。在我國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進程中，美國是一個非常大的外部變量，中美關系會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也會影響全球治理的各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