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俏：首先我們來看“雙碳”目標兩個數字“30、60”中的“30”——2030年達峰，峰值約為108億噸。這108億噸凈排放量是怎么來的？

　　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氣候雄心峰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到203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這種情況下從2005年的能耗倒推出2030年的能耗，同時預測一下到2030年GDP的大概增速，基本上就得出了108億噸。

　　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我們從108億噸降到0、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而美國從61億噸降到0預計用43年時間(2007年達峰，目標2050年碳中和)，歐盟從45億噸到0，中間有60年時間。

　　換句話說，中國要完成這個使命，所經歷的變革，不管是技術變革還是經濟社會變革，肯定是最劇烈的。從這個角度講挑戰非常艱巨。很多人將其看成一個技術問題，這是一個認知誤區。碳中和不僅僅是技術變化，也不只是生產和消費方式的變革，它的涉及面非常廣，影響非常深遠，需要作出的變革非常劇烈，會涉及制度層面、政策層面、金融市場、金融體系層面。

　　舉例來說，有人說把能源全部變成非化石能源，比如全中國都用水力、風力、太陽能發電，把高排碳行業的火力發電產能降下來，但是這背后涉及的是經濟均衡問題。又如，我們國家存在著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比如在內蒙古減排跟在江浙地區減排，同樣的成本，內蒙古的壓力會很大，因為主要產業結構、就業來源是跟火力發電、煤炭相關聯的。

　　這種情況下我們要采用什么樣的路徑，制定什么樣的技術和產業政策，以及要用什么樣的碳分配交易設計？總而言之，碳排放權本身是一個稀缺資源，但怎么去配置這個稀缺資源，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應該說剛剛開始。

　　需要注意的是，碳中和并不是只涉及二氧化碳排放占比高的行業。大家會認為以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八個行業作為出發點，比如電力占中國二氧化碳排放44%，把這44%解決了，碳減排目標就大大逼近終點。但是有一個邏輯，現代國民經濟體系下，任何行業之間都是通過投入產出關系互為上下游，一個行業會通過傳遞效應把影響傳遞給別的行業，最后影響到整個經濟總體。畢竟現在中國有1.45億個微觀經濟單元，構成了非常復雜的生產網絡，不能局限地把某一個行業看成孤島。從這個角度講，我有一個簡單判斷，減排、碳中和，不能只盯著火電行業，應該考慮誰是真正的節點行業。

　　而我們把視線從生產端轉到需求端，有大量研究表明，真正家庭的消費占到整個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構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關鍵來源。所以在中國要實現碳中和的目標，必須采取從生產端、需求端同時下手的綜合性方式。這意味著未來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可能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圍繞著碳排放可能會出現一個技術范式的徹底變革，或者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用經濟學語言講，就相當于是生產函數和消費者效用函數會完全變化。

　　過去，我們大部分關于經濟學、管理學的認知都是基于工業文明時代的。現在進入一個新的生產函數、消費者效用函數時代，我們未來不能把它僅僅看成是約束條件，而是應看作推動社會進步和推動文明形態更替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