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強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基，而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關鍵一環，關乎鄉村全面振興與美麗中國打造。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規劃（2024——2035年）》指出，加快推進農業全面綠色轉型。由此，加快農業全環節、全鏈條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愈發凸顯。近年來，我國在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方面雖成效顯著，但仍存在諸多堵點卡點。未來，需從提升污染防治基礎支撐能力、優化多層次種養循環體系、健全跨部門跨地區協同治理機制、完善社會化服務與綠色激勵政策等方面協同發力，為農村生態環境“減壓”，為農業可持續發展“增效”，讓農業發展更加綠色、農村生態環境更加宜居，推動農業強國建設穩步前行。

農業面源污染防治仍然面臨多重挑戰。目前，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形勢依然嚴峻，污染源分散且復雜、監測評估體系不完善、精準量化困難等問題依然存在，給農村生態環境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壓力。

基礎設施和監測體系建設滯后。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監測體系不完善，制約了污染溯源工作的開展與治理成效的科學評估。一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村污水處理、畜禽糞污收集儲運、秸稈農膜回收等設施建設不足，在中西部與非規模養殖區域，這一情況愈發彰顯。同時，設施“重建設、輕運維”現象普遍。二是監測體系不完善。缺乏以田塊和養殖場為單元，覆蓋流域尺度的系統化監測網絡，監測點布局未能契合實際農業面源污染排放特征，導致難以精準呈現污染負荷的空間分布與動態變化趨勢。

種養結合結構性矛盾突出。種養空間錯配，種養脫節致糞污利用難，種養結合缺乏指引，農業綠色發展遇阻。一是種養空間結構錯配問題。相關政策多聚焦養殖端治理，缺乏從全國或流域層面統籌優化種養布局的綜合性制度設計，致使“養殖集聚、土地緊張”的矛盾凸顯，糞污難以實現就地消納處理。二是種養脫節現象。規模化養殖場糞污產出量大，但配套消納土地不足；中小散養戶糞污排放分散，且社會化收儲運體系不完善，導致“肥窩”與“肥缺”并存的尷尬局面。三是種養結合缺乏清晰指引。現有政策多集中于設施建設方面，缺乏養殖端與種植端協同發展的制度設計。糞肥等再生產品缺乏統一質量標準與價格形成機制，市場交易活力不足，難以形成良性循環。

跨區域跨部門統籌機制和能力有待提升。跨區域協同治理機制缺失、跨部門協作機制不完善，且基層統籌協調能力不足，致使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碎片化、責任模糊。一是跨區域協同治理機制缺失。各地區綠色共治利益協調困難、協商機制不完善，農業面源污染跨區域防治的“搭便車”“以鄰為壑”現象頻發，治理工作“碎片化”嚴重。二是跨部門協作機制不完善。不同部門職責交叉、協同不足、“各自為政”現象突出，致使多源污染統籌治理機制缺位、責任邊界模糊、治理路徑不清晰。三是基層污染防治統籌協調能力不足。基層缺乏有效的治理任務統籌機制與專業技術支持，難以結合本地農業類型、地形地貌和污染特點，制定出因地制宜的治理方案。

社會化服務體系和金融支持政策不健全。服務市場發育不足、農業碳交易市場機制缺位、生態治理金融激勵機制不完善，制約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推進。一是服務市場發育不足。當前農業廢棄物收運處理以政府主導為主，社會化、專業化供給體系尚未形成，且缺乏可持續的商業模式與穩定的運行機制。二是農業碳交易市場機制缺位。農業碳匯項目缺乏統一交易平臺與政策引導，碳排放監測覆蓋不足，核算標準不統一，配額分配、核證、監管等配套制度體系建設滯后。三是生態治理的金融激勵機制不完善。農業綠色信貸保險等金融工具供給不足，生態產品價值轉化路徑不暢，治理收益難以貨幣化、市場化。

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思路與路徑。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需要瞄準關鍵污染環節，聚焦資源循環利用，完善統籌推進機制，健全市場機制，形成治理合力，為農業綠色發展注入動力，助力農業強國建設。

瞄準關鍵污染環節，系統提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基礎支撐能力。對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的關鍵環節精準發力，全方位強化基礎支撐能力，是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基礎保障。一是完善農業污染治理與資源化利用基礎體系。聚焦污水、糞污、秸稈、農膜等重點污染源，統籌推進分類收集、集中處理和資源化利用設施建設，搭建多污染源協同治理平臺；補齊中西部及非規模化養殖區域設施短板，推動治理設施向農田、養殖區和農村生活區一體化布局；支持鄉鎮因地制宜建設“多廢共治”處置站，提升協同治理效能。二是優化設施運維管理機制。健全設施運行績效評估制度，完善運維資金支持政策，加強全生命周期運行監管，推進治理項目標準化、信息化、臺賬化管理。三是構建跨部門數據共享系統。以流域、田塊、養殖單元為單位，運用遙感、無人機、物聯網等數字化技術，實時監測污染物排放、遷移和削減情況，科學布設自動化監測點位，實現農業農村、生態環境、水利等部門數據互通共享。

聚焦資源循環利用，優化多層次種養循環體系。優化種養布局，完善種養循環市場體系，是提升農業面源污染防治效能的關鍵路徑。一是優化全國種養布局。推動各地開展耕地承載力核算，依據區域資源環境條件，科學配置養殖和種植規模結構，促進種養協同、能肥互補和就地消納。二是分類推進種養結合。支持規模化養殖場通過土地流轉、簽訂協議等方式，發展種養一體化或契約糞肥還田；引導中小養殖戶依托區域性糞污處理中心，構建糞肥收集、儲運、還田全鏈條資源流通體系。三是完善種養循環市場體系。健全有機肥質量標準和施用規范，搭建區域性糞肥調配交易平臺，鼓勵社會化服務組織參與糞肥全流程服務。

完善統籌推進機制，健全跨部門跨地區共商共治機制。健全跨部門跨地區協同治理機制，提升基層污染防治效能，是破解農業面源污染協同防治難題的重要內容。一是健全跨地區協同治理機制。通過磋商會議、聯合督察等方式，搭建跨界合作平臺，加強政府聯動。聚焦重點流域和湖庫高風險區域，探索跨行政區、領域、主體的聯動模式，打造流域統籌、區域協同、政策融合的多源污染管控網絡。二是優化跨部門協作體系。推動農業農村、生態環境、水利、財政等部門建立常態化協作機制，明確職責劃分，優化運行流程，實現信息共享。三是提升基層污染防治效能。推動基層落實規劃聯審、項目聯評、數據聯管等機制，推行網格化監管，制定責任清單，細化污染源排查、巡查、問題上報及整改跟蹤等環節的操作規范。

健全市場機制，完善社會化服務體系和綠色激勵政策。培育壯大農業面源污染防治社會化服務體系，健全農業碳交易市場和綠色激勵政策，是推動農業面源污染防治市場化、產業化的重要保障。一是培育壯大農業污染治理服務市場。鼓勵第三方服務機構參與農業廢棄物收運、處理及資源化利用，健全政府采購、合同管理、績效評價機制，構建多主體參與、多模式運作、多渠道保障的市場化體系。二是健全農業碳交易市場機制。搭建覆蓋種植、養殖及農田生態系統的碳排放監測網絡，完善碳排放計量、確權、登記、認證與交易全流程制度。三是完善農業綠色激勵政策體系。出臺平衡糧食安全與生態保護的激勵政策，推動“減污”“保產”協同。同時，創新推廣農業綠色信貸、保險、碳匯等金融工具，鼓勵金融機構開發專屬綠色服務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