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經濟研究的貢獻與不足
經濟學是最早涉足應對氣候變化
問題的人文社會學科之一，因為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需要進行大量的經濟數據計算。經濟學的成本效益分析計算方法也成為各國制訂應對氣候變化戰略時借助的最主要工具。自由
市場經濟學家認為，“看不見的手”完全可以有效調控溫室氣體排放行為，樂觀地把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寄希望于科學技術和自由市場的無所不能。另一些經濟學家則寄希望于經濟調控工具，如碳稅、總量控制與交易等。正是經濟學的數學方法和對策措施的相對可操作性，使經濟學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促進了
減排行動，是制定氣候
政策的有力工具；通過數學計算將氣候變化的威脅成本化，用經濟損失的數據警醒人們（“經濟人”）極端氣候事件的嚴重后果。氣候經濟政策還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選擇，例如，對石油征收更高的稅收有助于減少汽車的使用，從而降低車輛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氣候經濟政策也會影響企業的行為，例如，對投資清潔能源技術提供大量財政補貼會激勵產業轉型升級，或對傳統化石能源企業征收更高的
碳排放稅有助于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業的擴張。各類量化減排目標的推出也是經濟學的重要“功勞”——氣候經濟學為減排設定了清晰的量化目標，并推進了各類減排政策的出臺。
雖然經濟學家們進行了大量的計算，但是，氣候經濟學家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夠取得預期的成效。其主要原因在于氣候經濟學的計算結果難以獲得政府、科學家與公眾的完全信服。人們常常對其計算結果表示質疑：如何可能將復雜的現象計算清楚？如何將所有的社會價值都進行量化和貨幣化？如何在不同的科學研究數據和社會發展趨勢中做出取舍？
經濟學的計算理性阻礙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本來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但在經濟學“當道”的過程中，各國自算自賬、充斥著利己主義，使得全球一致的應對氣候變化方案遲遲無法形成。經濟學把個人看成是只顧個體利益的“經濟人”，也會自然地把國家當作只考慮本國利益的“經濟國家”。在這種“經濟理性”至上的情況下，如何克服全球環境的外部性？如何促成全球一致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如何形成能得到各國一致認可的氣候協定？
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學路徑本身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倫理問題。基于經濟學路徑的氣候變化政策可能會違背正義原則和忽視人權。市場能積聚財富，也會把環境成本傳遞給社會，還會剝削工人。基于成本效益的經濟學分析而制定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存在許多倫理問題，一切都用貨幣來衡量也引發了諸多爭議，因為決策者需要考慮的不僅僅是經濟數據，還需要特別關注公平、正義、權利等倫理問題。盡管基于經濟學路徑的氣候變化政策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人類總體福利，但卻可能與正義原則相抵觸。正義原則要求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和收益應該根據公平或其他相關倫理準則而不是效率進行分配。
以經濟數據量化應對氣候變化會導致嚴重的道德問題。經濟學將世界數量化、貨幣化，認為一切自然與社會構成要素都可數量化，并能計算出其貨幣價值。將一切事物數量化、貨幣化可能引發嚴重的道德問題，例如將人類生命與健康的價值數量化、貨幣化，就可能導致人的“物化”，在這種計算基礎上制定出的公共政策可能是“反人類”的政策。并且在真實的世界中，有些要素是無法計算的，人類的大多數行為不可能呈現出觀察者可以直接檢測到的規律性。經濟學家所量化的世界并不是既定的客觀事實，而是出于人類頭腦的主觀建構。例如人的欲望與貪婪就無法量化，社會和諧與生態環境的價值也無法量化。將所有要素都量化為經濟數據，忽視了世界本質的一面，而只關注量化的、可計算的方面。這種經濟學計算認為無論整個世界有多紛繁復雜，都可以通過量化和通約的手段而變得整齊劃一。
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前提假設會導致人類福利水平的倒退。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學路徑延續了傳統經濟學對增長的崇拜與迷戀，認為經濟增長是解決包括氣候變化問題在內的一切問題的最佳路徑。氣候經濟學家們時刻不忘傳統經濟學家的核心假設，即以GDP為首要指標的經濟增長必定會增加人類福利。經濟學還假設，由于經濟增長是通過礦物燃料的使用來維持的，因此削減礦物燃料的使用將減少人類的福利，這種福利超過了任何降低未來適應氣候變化的成本所產生的潛在利益。氣候變化研究專家斯特恩估計，未來氣候變化的成本可能占目前消費水平的20%，這會導致福利的減少。當前，許多政府和政府間機構繼續根據經濟增長就等同于增加福利這一傳統經濟學假設采取行動，甚至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也在其估計減輕氣候變化成本的模型中采用這一核心經濟假設。然而，以GDP為主要指標的經濟增長會增加人類福利的假設也存在諸多問題，因為它忽略了生態資源轉變為工業生產的商品和服務過程中所產生的生態破壞與浪費。只顧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其他社會與環境目標的社會，其福利水平往往會發生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