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人口和貧困給環境帶來的壓力，還是大規模工業生產帶來的污染與生態破壞，都與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對外部性效果的淡視密不可分。自然環境和生態資源表現出公共物品的屬性，因為其沒有明確的權屬和成本，人們在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不計代價和后果的使用環境資源，而把本應由自己支付的成本轉嫁給社會。可以說，這是引發各種環境問題的人為、主觀原因。

 環境保護涉及到多個主體之間的博弈，包括排污企業之間的博弈、地方政府與排污企業之間的博弈、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越界博弈、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博弈，以及個體與企業、政府的博弈。這些博弈的結果是相互聯系、互相影響的，共同決定了環境保護的績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心是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推進工業化與現代化。在這一宏觀戰略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方、政府和企業逐漸形成了以淡視生態環境為前提的均衡策略，也正是這種多主體的博弈使得以往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形成“壞”的納什均衡，陷入多維度、多層次的“囚徒困境”，中國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態環境代價。面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過去三十多年快速增長積累的風險的凸顯和釋放，以及人口、資源、環境紅利等基本面的悄然變換，中國經濟出現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及“新常態”，新常態深刻揭示了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擺脫以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為代價的“舊常態”。新常態的一個突出特征是資源環境約束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而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新常態的提出標志著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大轉向，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的戰略重要性發生了逆轉。無疑，這將打破各地方、政府和企業形成多年的慣性模式，在新的戰略導向下通過博弈重新建立環境保護的納什均衡。那么，新常態下各主體間的利益將發生哪些變化，如何通過環境管理政策協調各個決策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更加科學、有效地推動環境保護、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本文試圖利用博弈論的相關理論，對環境保護過程中各個決策主體的博弈與均衡進行分析，對此提供新的探索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