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政府正加倍努力治理空氣污染，北京的空氣質量指數仍時常飆升至300以上，給公眾健康帶來極大的威脅。特別是在2013年1月，北京異常嚴重的空氣污染狀況引發了公眾的強烈反應。因此，治理空氣污染已成為目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承諾將采取快速有力的行動“向污染宣戰”。

　　政府治理空氣污染的態度和行動無疑是積極的，這些努力同時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雖然治理大氣污染和碳減排的重點都包括降低煤炭使用量，但兩者并不完全等同。

　　在治理空氣污染政策之外，要做到對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進行有效的“聯合控制”需要更進一步：對碳排放嚴格定價。這對實現中國政府承諾的到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的目標非常關鍵。換句話說，加強大氣污染治理雖然十分重要，但實現中國既定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需要更有力的行動。

　　我們首先說明為什么政府需要同時出臺大氣污染治理政策和溫室氣體減排政策。雖然一些低成本的減排手段（如減少燃煤使用）能同時降低空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排放，但當這些低成本減排機會耗盡后，實現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同時減排的協同效益將十分困難。我們的研究發現，治理空氣污染在短期內可以同時減少相當的溫室氣體排放，反之亦然。然而，隨時間推移，當減排要求更加嚴格時，協同效益將越來越有限。

　　對于中國而言，近期內大幅削減煤炭使用，能夠同時實現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減排，但在煤炭被不斷擠出能源系統后，取代煤炭的邊際成本將會逐漸上升。煤炭在中國仍是最便宜和最豐富的能源，即使考慮減少煤炭使用的健康效益，大量推廣替代能源仍將大幅增加能源的使用成本。因此，經過一定階段后，減少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排放的最為經濟有效的手段將會存在顯著差異（參見圖1，大氣污染物和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異同）。

　　減少煤炭使用的各種途徑（如控制煤炭消費密集型工業、提高燃煤效率、改用清潔燃料等）之間存在顯著的成本差異。一般說來，控制煤炭消費密集型工業雖然對于一些產能過剩行業或許可行，但是其總體代價十分高昂；而通過更新設備或改進生產過程從而提升生產效率的措施能給企業帶來一定的經濟收益，成本相對低廉，更具有推廣潛力。事實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已經讓中國成功實現了能源強度的大幅下降。至于清潔燃料替代這一途徑，它受不同燃料的成本差異影響（例如核電一般被認為比天然氣發電更便宜），也受能源終端使用燃料可替代性的限制。

　　因此，如果政策目標僅僅停留在提升空氣質量，那么，由于減少煤炭使用的邊際成本逐漸上升，一些末端治理措施，如從燃煤電廠尾氣中脫除污染物，將變得更為經濟，政府和工業界也將更傾向使用這些末端治理措施。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末端治理措施不僅基本不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還通常會增加能源使用量（如煤電），從而造成二氧化碳排放一定程度上的增加；而由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并不像改善空氣質量那樣緊迫，且其成本相對更高（例如，目前燃煤電廠“去除”碳的唯一可行方式—碳捕獲和封存技術的成本十分高昂），應對氣候變化將是一個更為艱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