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控制策略的優點

　　中國的政府部門應該如何協調監管空氣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從經濟學視角看，中國需要分別設置大氣污染治理和碳減排目標，并通過價格手段來實現最有效率的空氣污染和二氧化碳的同時減排。

　　改善空氣質量的氣候協同效益由于空氣質量（重點考慮臭氧和PM2.5濃度）受局域復雜的化學反應影響，針對空氣質量設置價格政策工具要比針對二氧化碳設置價格政策工具更具挑戰性。事實上，這些復雜的化學反應在某些情況下能將污染物排放的增加轉化為環境污染物濃度的降低。因此，設計一個針對空氣質量的價格工具來反映這些影響雖然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將會非常困難。不同行業、不同能源使用的排放對當地空氣質量的影響取決于時間、季節、當地環境以及其它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全面了解的因素。

　　鑒于協調空氣污染排放定價機制的難度，減少煤炭使用往往被視為一種可行的替代方案。降低中國能源系統中煤炭用量能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次顆粒物排放。如前所述，如果其它污染物如氨的排放上升，空氣質量的提升將會比較有限。一旦削減煤炭用量的低成本機會耗盡，繼續替代煤炭將會變得昂貴，特別是當煤炭需求顯著下降、煤炭價格相對更加便宜時，長期替代煤炭的成本會更加上升。

　　因此，如果對空氣污染排放定價不夠嚴格，即使考慮各種污染控制措施的成本，使用煤的邊際成本仍會低于減少煤使用的成本、煤的燃料替代成本或者碳捕獲和儲存（CCS）成本。例如，在中國燃煤電廠安裝選擇性催化還原（SCR）脫硝系統相對便宜，約為150元（25美元）每千瓦，這意味著煤電仍然可能比風電或天然氣發電便宜。

　　這樣一來，由于空氣污染控制措施將導致碳密集型能源使用的繼續鎖定，空氣污染控制就失去了減緩氣候變化的協同效益，而若增加二氧化碳的末端處理（CCS技術）估計至少將中國燃煤發電的平準成本提高50%。

　　除了減少煤炭使用之外，其它改善空氣質量的措施也非常必要，但卻往往被忽視。譬如，秸稈田間焚燒能導致總排放量增加和空氣質量顯著變差，大范圍實時監控秸稈田間焚燒已經推行，進一步政策十分必要；控制柴油卡車和其他機動車的顆粒物排放量也是一個成本相對較低的、能夠改善城市群和產業帶空氣質量的有效方法。雖然上述措施能夠經濟有效的改善空氣質量，但它們很少或幾乎不能顯著減緩氣候變化。

　　總的說來，目前中國正在推行的一些空氣污染治理措施，未來將會很快阻礙煤炭消費總量的進一步降低，從而可能導致碳減排進展停滯——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引入碳價有著重要的意義。